五四百年,天朝回歸

Sunday, May 5, 2019

 

 

 

「鳥奮力衝破蛋殼。這顆蛋是這個世界。若想出生,就得摧毀一個世界。」

——赫塞,《徬徨少年時》

 

 

服從儒官集團的「黨國青年」

 

2019年的4月30日,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北京舉辦「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在他的講話中,他將五四後的一百年,形容為「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而同時,他也界定了「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方向、使命」——堅持共產黨領導,與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為實現「帝國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習近平,代表了當下的中國權力集團,對五四的「時代意義」,做出了明確的規範性定義:「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輩子的頑強奮鬥來體現愛國主義情懷,讓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在心中高高飄揚」。

 

五四後的100年,五四的歷史意義,已然透過現代儒官集團慣常操作的黨國符碼,而濃縮和結晶為一種對「帝國心性」的召喚:青年必須「聽黨話、跟黨走」,成為這個時代的儒官集團藉以實現「帝國復興」的人形器物。

 

而對這些新一代承擔「愛國主義」使命的「人形器物」,對他們自身的「時代命運」,高舉「帝國復興」大旗的中國權力集團,有什麼想說的嗎?

 

2019年4月30日,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北京舉辦「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在他的講話中,他將五四後的一百年,形容為「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數位碼農的「功德經濟學」

 

要追問新一代「黨國青年」真實的「時代命運」,我們或許就不該遺忘了中國晚近關於「996」的爭議。

 

「996」這個語詞,正表徵出了數位時代的中國青年,在為實現「帝國復興」的黨國召喚下而被塑造出來的「集體品性」: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週工6天,如此反覆,周而復始。

 

五四後的100年,即便是躋身數位經濟行列的中國新世代,依然是長工時制度下的數位農奴;他們只能無奈地稱自己是——「碼農」。數位經濟,並未帶來它一度許諾人們的人性解放與開放社會;當下中國的數位經濟,依然是「粗放式資本積累」的天堂樂園,依然是權力集團之外的青年世代的人間地獄。

 

中國權力集團對「996問題」的思維,集中展現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在評論「996問題」時,《人民日報》將30年來的中國的追趕發展歷程,定性為「勤勞革命」的結果:「正是中國人的勤勞與奮鬥,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推動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我們可以說:「追趕發展」產生了特殊的歷史情境,使得中國的權力集團,得以透過快速集聚和馴服大量的青年勞動力,而獲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本原初積累,並利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機會窗口」,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

 

這種世界史規模的歷史轉型,確實是千年一遇的「一次性事件」,但它也暗示了:此後的中國,將不可能再依靠重複過去的粗放資本積累模式,而繼續維持經濟成長的動能。

 

可悲的是,《人民日報》的社論,卻堅持著「將勤勞革命繼續到底!」:「奮鬥與拼搏,仍將是我們這個快速前進社會的主題詞。而996的討論則啟示我們:未來中國的活力,將來自於快樂地去勞動,讓一切創新創造的源泉充分湧流。」

 

換言之,最高限度地榨取青年勞動力,依然被認定是中國實現「帝國復興」的經濟社會前提條件。果真如此,我們就不該意外,《人民日報》的社論,既不譴責資本家的貪婪,也不支持工人的權益,更不維護《勞動法》的尊嚴。

 

面對「帝國復興」的莊嚴使命,中國青年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也不能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眾所周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門,高懸著一個標語:「勞動才能自由」。然而,當代的儒教資本主義,甚至並不知道基督教神學所最看重的「自由」,而只知道「功德」。所以,在儒教資本主義下,納粹帝國關於「勞動才能自由」的帝國神學誡命,或許就必須基於「接地氣」的考量,而改寫為:「勞動才有功德」。

 

「聖王專政」:五四運動的技術性終點

 

關於五四,處於五四後的100年,環顧漢字文化群,人們實際上可以說的,卻似乎非常稀少。關於五四,到了今日,人們不可以說的,遠遠多過可以說的。

 

關於五四,人們所不能說的事情中,至少有一件,是跨越種種意識形態的差別,而被眾人默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今日的中國,絕對不可能再發生另一個如同五四一般的青年運動。

 

五四運動之後,僅僅三十年的時間,源自五四運動的新一代「中華主義」建國者,就建立了新的共和國;然而,到了五四後的100年,五四已不再是屬於人民、為人民所有、且最終回到人民的集體記憶。相反地,它似乎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專有和壟斷的文化資產。

 

人們心底都明白,受到國民黨與共產黨一致嘲諷的北洋政權時期,由於還缺乏現代威權國家的專政裝置,對中國的青年世代而言,那是這個百年中最自由的歷史時期。不過,經由五四運動而哺育出來的現代「聖王專政」,則絕對不會允許,在自己的眼下發生另一個「五四運動」,也更無法容許現在的中國青年,再度享有五四世代似乎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因此,我們不該訝異,就在五四後的100年,人類會遭逢了21世紀的「最黑暗的時刻」。乃至,任何人如果要在我們這個時代反思五四運動,似乎都不該漠視了一個基本的實情:五四運動,最終並未給中國帶來「自由的中國」,卻反而讓全世界都籠罩在「聖王專政」的古老陰影下。

 

問題是:為何會如此?

 

關於五四,人們所不能說的事情中,被眾人默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今日的中國,絕對不可能再發生另一個如同五四一般的青年運動。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五四與天朝主義

 

在《思想》雜誌37期(2019年4月),余英時先生發表了一篇專文:〈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在其中,他提到了: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

 

而對這些以「天下帝國」的帝國想像為本的文明論話語,余英時說他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總結地說,在余英時來看,五四後的100年,「回歸天下帝國」的文化政治動向,指向了對五四運動的全面否定,而造成這種全面否定的基本原因,無非是要為「黨天下」的政治現實提供文化與政治的正當性。

 

對此,人們可能不免想要追問:為何五四運動後形成的中國學術和文化群體,經過百年的經營,到最後竟然在「回歸天朝主義」的總體動態下潰不成軍,甚至連絲毫的抗體都沒有?

 

顯然地,要回答這個回望歷史的提問或追問,我們就必須站在某種「後五四」的歷史情境和立足點上;因為,「五四運動」提供的答案,是無法解決「五四運動」造成的問題的。而且,同樣明顯的是:除非我們能找到確實的答案,我們都將無從選擇,繼續活在「五四運動」的幽靈下。

 

「自由中國」作為一種帝國想像

 

在前述余英時的文章中,他高度肯定了胡適在1950年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的作為,還特別突出了胡適與蔣介石之間,就是否廢棄民主憲政而展開的劇烈爭辯。

 

毋庸諱言,在余英時看來,台灣的民主體制,才是真正能表徵五四運動的「歷史遺產」的事物;易言之,台灣當下的民主體制,正是整個五四運動的「自由中國之夢」的歷史體現和昇華。

 

但如果我們要完整評價胡適等「中國自由派」的歷史地位,余英時先生的文字,就可能忽略了一些明顯的事情:胡適推動的「白話文運動」,正是形成今日「書同文、語同音」的「新秦制」的「共犯構造」之一。歷史地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壯大起來的「國語文」建制,正是今日壓迫維吾爾族、藏族、香港人和台灣人的「漢字帝國主義」的歷史緣起因素之一。(詳情此處不申論,請參閱:〈胡適、白話文與文化帝國主義(下)〉;這篇文字,大致從語言層次的分析,肯定了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的論斷——「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帝國」。)

 

如果認真追索「自由中國之夢」與「漢字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我們很難不會產生一種印象:「自由中國」的理想,說到底,難道不是一種關於「沒有帝制的中華帝國」的夢想?

 

確實,假設沒有以「漢字帝國主義」來作為某種基礎性的「帝國文化裝置」,我們就很難想像,「自由中國」究竟如何可能?倒過來說,如果沒有以「沒有帝制的帝國」作為某種「政治無意識」,以「國語文」為名的「漢字帝國主義」,似乎當初也難以穩固地為自身奠基。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關於五四運動的歷史限制,我們或許就可以提出一個假設:五四運動之所以在百年後被「回歸天下帝國」的「天朝主義」所擊潰,根本的原因不僅是源於政治上的暴政壓迫,更深層的原因,毋寧就在於——「沒有帝制的帝國」,勢必將會被「回歸帝制的帝國」所取代。

 

進一步說,如果就這個脈絡繼續追索,余英時可能也忽略了:直到今天,高聳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身所鑲嵌的白玉浮雕中,有一幅作品就是關於「五四運動」的。

 

五四運動,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組成元素,是以「中華」為名的人民共和國的基石之一。就此來說,中國知識群體不可能全面否定五四運動,而直接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政治基礎。

 

確實,余英時先生似乎漠視了一個基本的事情:各種天朝主義話語都否定著五四,但他們所否定的五四,是那個主張啟蒙理性的五四,是那個「反封建」的五四,但從來沒有一個當代的天朝主義派別,會去否定主張「中華主義」、「中華民族」和「復興中華」的五四。

 

換一個說法來論述,我們或許可以主張:五四運動百年之後,當中國的學術和文化群體幾乎全面否定五四運動時,他們也無不同時繼承了五四運動所打造出來的「新中華帝國」。故而,他們與五四文人之間最關鍵的差別,或許其實乃在於: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五四運動中關於「沒有帝制的帝國」的「中國夢」;相反地,如今的中國文人,從「保守派」到「左派」,都一致認為:沒有「帝制的復權」,沒有現代形式的「聖王專政」,就不可能完成「帝國的復興」。

 

就此來說,我們似乎不得不做出一個暫時的結論:五四運動的掘墓人,不是別人,正是五四文人自己。

 

在余英時看來,台灣的民主體制,才是真正能表徵五四運動的「歷史遺產」的事物;易言之,台灣當下的民主體制,正是整個五四運動的「自由中國之夢」的歷史體現和昇華。圖片來源:廖志峰/攝

 

五四與「脫美入中」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用台灣天朝主義「左派」為例,來進一步探索五四運動與天朝主義間隱晦而曖昧的關聯。

 

最近,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發出了一個論斷:台灣的「覺青」,必須要「脫美入中」才有未來。

 

這種論斷的一個現實參照點,是2018年底台灣關於同婚、反核及正名加入東京奧運等議題的公投。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認為,公投結果顯示了:台灣「覺青」受到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影響而形成的各種「政治正確」觀點,已經受到「有傳統道德觀的底層民眾」所唾棄。

 

對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這樣的公投結果,是不必意外的,正是對台灣的「百年殖民現代性」的反挫。百年以來的台灣,始終沒有脫離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現代性」文化的影響。在地政學的意義上,百年來的台灣,首先是一個「脫亞入歐」的東亞島嶼,接著,到了二次大戰後,更是徹底臣服於美帝的「文化帝國主義」之下。

 

簡言之,台灣的「覺青」現象,不過是「西方精神污染」的副產物;而台灣的「覺醒青年」,如果不能徹底清除這種「精神污染」,藉由「脫美入中」,來重回「天下帝國」的懷抱,就必然注定了,「只能成為美國的戰爭走狗,東亞人民的敵人」。

 

如果仔細觀察這樣的議論,我們當然不難解讀出:台灣天朝主義「左派」的「新攘夷論」,就宛如20世紀日本法西斯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樣是以「東亞和平」和「超克現代」,來作為主張「尊王攘夷」的「帝國的理由」。

 

只不過,不同於日本法西斯是以日本皇國作為「反帝的帝國主義」的神聖本體,對今日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重建「帝國心性」所依憑的神聖本體,則是指向了中國當下的權力集團,某種可以類比為古典「天下帝國」中「具有政治德性的權力菁英集團」的「中國之物」——換言之,當今中國「黨天下」的權力集團,正是古典「儒官集團」的現代升級版。

 

進而,也正是依據這種類比邏輯,台灣天朝主義「左派」,將中共幻化為了「中華文明的擔綱者」,領導著以「東西文明衝突」的文明論為基底,具有歷史哲學意涵的「超克現代的世界戰爭」。

 

最後,按照這種類比,毫無疑問地,一個「自然正當」的結論就是:唯有習近平口中的「黨國青年」,才是台灣青年該學習的樣板;而唯有服從當今中國的「聖王專政」,才是「覺醒青年」真正的家族徽章。

 

五四:從「邁向現代」到「超克現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繪這種「文明衝突的世界戰爭」時,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總是不忘提及「反帝的魯迅」。

 

這個「反帝的魯迅」,據說給予了天朝主義「左派」一個重要的教訓:在知識分子中,是不可能找到「超克現代」的真實力量基礎的,而「只有在鄉間的草民、農民」中,在「沒有被西方的話語波濤給滅頂的,生活在日常世界裡頭的底層民眾」中,以「尊王攘夷」為志向的「超克現代」話語,才可能找到知音。

 

如果認真說,正是在天朝主義「左派」所論述的「反帝的魯迅」,我們看到了今日的「帝國民粹主義」的某種原型或本原狀態。有趣的是,這個「反帝的魯迅」,從系譜學上來說,並非天朝文人首先發現或發明的,而卻是來自知名的日本文人竹內好。

 

正是從竹內好所挖掘出的「反帝的魯迅」,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也發現了了屬於他們的五四,一種試圖「超克現代」的五四。

 

如此一來,台灣天朝主義「左派」所理解的五四,就與余英時所理解的,恰好處於對立的狀態。台灣天朝主義「左派」所詮釋的五四傳統,不但是否定「啟蒙理性」的,而且,還表徵著對「東方王道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間的「文明衝突」的「超克」。

 

可是,也正是從這個「反帝的魯迅」的日本系譜,我們可以說:這種文化政治意義上的「超克現代」,說到底,是與日本皇國發動的「大東亞戰爭」無法割離看待的;倒過來說,不論是20世紀或21世紀的「大東亞戰爭」,它們的「世界史的意義」,因此必須在「文明衝突」的地政學對立圖像中,而理解為對「東方王道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文明衝突」的「超克」。(相關的深入分析,請參閱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的著作,《何謂「現代的超克」》)

 

篇幅的緣故,就讓我們在此做出一個暫且的結論吧:對天朝主義「左派」,真正的「五四傳統」,是必然意味著一種晚發展帝國的「反帝的帝國主義」的;而同時,在透過五四將中國的國家裝置推上代表「自立性的東亞」的位置後,中國併吞「奴性的台灣」,開展對歐美現代性的反攻和「持續的思想戰」,也就天經地義了。

 

然而,這種「反帝的帝國主義」,是否就足以說明我們先前遇到的問題:「沒有帝制的帝國」,為何會讓位給「重返帝制的帝國」?對此,我就留給讀者來判斷了。

 

 

 

作者為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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