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書人到知識分子到知識人──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

Friday, May 3, 2019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周年紀念日。對近代中國和臺灣,五四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最大的成就是什麽?那當然是對「新文化」的嚮往與追求。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周年。對近代中國和臺灣,五四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最大的成就是什麽?那當然是對「新文化」的嚮往與追求。所以「五四運動」常常也稱爲「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代表人物,從蔡元培、胡適、羅家倫,到陳獨秀、鄧中夏等等,差不多一致認爲中國文化必須做深入的檢討,因爲這個文化無法受到近代世界各國的尊敬,而這個問題不祇在於中國文化無法發展近代科學,更是這個文化有許多根本的問題。所以在「五四」前後,像「新民」或「新文化」的口號就成爲大家共同的憧憬。

 

但是對於新文化的内容,這卻是另一個問題。陳獨秀顯然認爲馬克思才是中國未來文化取向的明燈,但是大部分北京的學人或讀書人,他們嚮往的是歐美的文明。他們看到的是現代科學知識、人文主義、普及教育(識字教育和使用白話方言文學)和社會改革的重要性。這些對後來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非常的巨大。

 

不幸的是後來由於中國社會太過貧窮,共產黨人以貧富不均來鼓動革命,使得接受近代改革思想的人難以應付,使共產革命在中國成功。然而,五四主要的文化主張雖然失敗了,它至少在一個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個就是完成了一項改變:從讀書人到知識分子。

 

我相信很少人知道在五四以前,沒有人用「知識分子」這個詞。它在中國的報章雜誌最早出現的年代,就我所能找到的,應該是在1928年。一個名叫周普的人寫了一篇〈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分子應認清的方向〉,登在國民黨的《訓練月刊》上面。從這個題目看來,「知識分子」應該有人用過了。有人或許會覺得這個詞是從日文引進中文的。但是就我所知日文通常使用「知識人」,爲什麽引進中文時候會變成「分子」,這倒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知識分子」大概沒有問題是從英文的intellectual翻譯過來的。Intellectual這個字起源很早,但是用來指受過教育、有一定社會地位(如果不是階級),而能領導社會的人則是很晚的事。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它和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連續不斷程度較小的革命,以及最後俄國大革命有密切的關係。

 

由於這一百多年不斷的革命運動大多是由學生主導,這個現象引發了思想家的注意,因此在十九世紀中葉波蘭及俄羅斯出現使用intelligentsia來稱呼這些人的用法。他們重視intelligentsia的教育和理想性格,並且強調他們常常會為自己的國家或政府作出特別的關心,乃甚至於犧牲生命。十九世紀末年是「知識分子」最爲活躍的時代。Intelligentsia這個字雖然源自intelligence或intellectual,但是在波蘭或俄國思想家的心目中,它更帶有行動主義的意涵:一個intelligentsia的對國家及社會負有領導改造的責任,而且要親自參與。

 

事實上,1911年在上海開始出版的The China Press(以英文出版,中文名為《大陸報》)我們第一次看見intellectuals 這個字。但是中文的報章雜誌開始看見「知識分子」則稍晚,大約是在五四前後。

 

爲什麽日本人翻譯作「知識人」的intellectual(案,日本人把intelligentsia翻譯為「知識階層」,下面我們會對這個分別稍作討論)到了中國人手上卻變成了知識分子呢?這麽一改,「知識人」變成了他所屬的全體的一「份子」了!作爲「領導社會」的地位和責任都一筆勾銷了。對國民黨而言,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角色和自我認同不正就是這個樣子麽!

 

知識人這個詞在傳統中國雖然並不存在,但是受過教育的人,必須以「君子」自許,負起帶領社會道德風氣的責任,這是從孔子就已經有的信念。但這是規範性的定義,實際的情形,當然會不一樣。從漢代以後,我們開始看到許多敢於提出與政府不同意見而受到打壓的讀書人,但是我們也看到絡繹不絕的無行文人。這就是儒學成爲國家意識形態以後發生的現象。

 

從此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是能完成道德的理想開始受到注意。把受教育的人稱爲讀書人,原來是譏笑的用語,但是至少注意到這一群人的存在。《隋書》「李德林傳」 說隋文帝(楊堅),問朝臣要不要把後周宗親都殺死,當時大家都附和,唯有李德林出來反對,結果楊堅不只不聽,還奚落他說:「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

 

宋太祖趙匡胤篡位,自立國號為宋,用「乾德」年號。後來宰相竇儀告訴他這個年號已經有後蜀用過。趙匡胤聽了大為感激,感嘆說:「做相應須讀書人」。這個故事至少可以拿來當作是「讀書人」被重用的理由。這一個「讀書人」典故後來常常被引用,流傳成爲佳話。但是仔細去想,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宰相」,這個不是非常可悲麽?宋代是科舉正式成爲選用官員的制度,維持了將近一千年之久。

 

但是科舉造就的「讀書人」,功利之心勝過學以爲己,雖説有文天祥、史可法一類的死士,但是對匡正社會風氣,貢獻很小,雖然范仲淹說出了歷代讀書人憂國憂民的動人名句,而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也提醒不要做一般的讀書人,不要只求功名,不追求自我道德的提升。但是讀書人多的是讀聖賢書,做禽獸事。

 

怪不得後來「讀書人」變成了譏笑人家不懂事,沒有理想的代名詞:《西廂記》諷刺那個偷情的小生是讀書人,「怎跳得那花園墻過也」。明清戲曲小説中這類笑話很多,可以看出時人看他們的態度。民國時,魯迅這樣笑顧頡剛:「尖腮細腿,戴副眼鏡,像煞讀書人!」

 

中國歷史上,學生算是讀書人的代表。但是學生運動卻一向得到儒家的支持,以爲是日後成就讀書人理想的過程。漢代和宋代學生運動最盛。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禁止學生議論朝政,不僅親自制定學生的規矩,連學生抱怨伙食不好應該如何處罰都列在其中!後來他更在太學國子監立碑,明令禁止各樣干預政治的活動,從此中國學生再也不敢鬧事。有五百年之間,幾乎完全沒有學生運動。

 

中國讀書人這個社會階級或地位,雖然享有國家豐厚的俸祿,但是完全失去了讀書人的道德自許,更失去擔負社會責任的勇氣。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特別有意義,把中國學生從五百年的沉寂中叫醒。事實上,它不再只是中國傳統的學生運動,他們更受到了西方剛剛開始流行的「知識人」的影響,從此有了「知識分子」的用法。

 

當時五四思想的領袖都認同intelligentsia所鼓吹的社會運動,革命情操,和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他們把過去讀書人的階級意識解釋為對社會國家必須做出回報。這就是說他們承續了階級的現實,但是追求恢復它的領導地位。這樣的理想性質也正好與流行的「知識階級」這個觀念可以呼應。

 

羅曼羅蘭寫的〈告法國知識分子書:我爲列寜的蘇聯和孫逸仙甘地的亞洲辯護〉(1931)。他用的是法文的intellectuels。這篇文章在1931年翻成中文,替中國共產黨的興起幫了不少的忙。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這一段時間有兩篇文章流行很廣:一篇是羅曼羅蘭寫的〈告法國知識分子書:我爲列寜的蘇聯和孫逸仙甘地的亞洲辯護〉(1931)。他用的是法文的intellectuels。順便講一句:到了1920年代,法國人還並不廣泛使用intellectuels 這個字,而是繼續使用「教會人士」(clercs),因爲祇有教職人員才受過教育(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知識分子的叛變》出版於1927年)。

 

羅曼羅蘭的這篇文章在1931年翻成中文,替中國共產黨的興起幫了不少的忙。另外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是羅家倫的〈國難期間知識分子的責任: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紀念週講演〉。他這篇文字充分反映了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如何希望讀書的人能作為黨國體制下的「份子」。羅家倫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重要領袖,學生運動在五四以後的半個世紀風起雲湧,影響中國的政治至深。但是羅本人委身國民黨,從此官越當越大,與他的老師蔡元培的遭遇大相徑庭。所以陳寅恪笑他:「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是五四運動的重要貢獻。這個自覺受到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影響,在理想上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訓,而且與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不斷反省自己,追求與時俱進的自我期許相呼應,但是在行事上,那就只能說「差強人意」。但是至少學生運動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極為重要的一個向度。

 

對於臺灣來説,1920年代正是臺灣受到五四思想以及大正文化影響深遠的年代。《臺灣青年》的出版,用羅馬拼音文字來寫臺灣的方言(稱爲白話字),這些都受到五四的影響。大家都在追求現代普世價值,努力克服或改造自己的歷史和記憶。同時日本也正在經歷所謂大正文化的議會憲政改革,推動庶民文化的提升。這都影響了臺灣,成爲臺灣五四思想的中心課題。

 

但是日本人以爲現代化就是船堅炮利,可以進一步與西方強權爭一日之長。日本人不肯放棄「國體」的保守性格終於帶來了二次大戰的災禍。1945年,日本打敗,台灣的追求近代化於是又拖了二十年。六十年代中西文化論戰再起,但是它卻以悲劇收場。它就是對五四知識人最無情的諷刺,也是五四思想的悲愴交響曲。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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