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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巴黎.和會──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關鍵180天》


第二十四章:刺向中國心臟的匕首


當大戰結束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六萬人參加了北京的勝利大遊行,其中很多人是愛國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為了讓慶祝的氣氛更熱烈些,人們砸倒了德皇政府為了紀念一位德國外交官而建立的紀念碑──這位德國外交官是在二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中被殺掉的。中國媒體滿版刊登民主戰勝專制的文章,並強烈支持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中國青年不假思索地讚賞西方民主、西方的自由理念,以及西方的知識。很多中國人也希望和平可以終結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


中國是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對德宣戰的,而且它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重大貢獻。西線的戰壕需要大量人力來挖掘和維護,大約十萬名中國勞工在一九一八年前被送往法國。是中國人解放了協約國寶貴的士兵,讓他們有更多時間攻打德國人。炮彈轟炸、疾病,或者僅僅是因為思鄉,讓許多中國人客死他鄉。德國潛艇還擊沉了一艘法國船隻,五百多名中國人葬身大海。


在中國,尋找勞力為戰爭出力要比為了尋找有經驗的外交官建立和平更容易。中國動用了外交部菁英,召集了駐華盛頓、布魯塞爾、倫敦的大使和外交部長組成代表團。中華民國總統和總理都沒有加入代表團,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局勢太不安定,兩個人都不敢走。不過它確實雇用了幾位外國顧問,想讓他們幫忙讓世界認識中國,同時也是讓中國認識世界。(想在巴黎做誠實經紀人的美國政府不讓自己的任何國民為中國人工作──至少表面上不行。)


約六十名中國人和五名外國顧問一行人終於齊聚巴黎。他們下榻在魯特西亞飯店。中國代表團就和這個國家一樣,艱難地平衡著新舊勢力和北南勢力,而且強烈地體現出外部對它的影響。人們不清楚,他們代表的是一個國家,還是這個國家裡的一個政府。中國正在四分五裂,一支軍隊和他們的支持者控制了首都北京和中國北方,另一支則宣布在南方的廣東建立獨立政府。甚至就在巴黎和會召開的同時,上海也在召開另一場和平會議,想要調解兩個政府。來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是由兩個政府共同挑選的,成員之間彼此並不信任,也不相信北京方面的名義政府。


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年近五十歲的陸徵祥,從他身上便可以看出中國的變化。陸徵祥出生於上海,一個在西方貿易與投資促進下發展起來的大港口城市。他的父親是名基督徒,曾為外國傳教士工作,把他送到西式學校讀書。他在學校裡學的是外語,而不是數代中國人學習的中國傳統經典。許多個世紀以來治理中國的老學究(西方管這種老學究叫作「文官」)非常討厭他這種人。這種學究有著很微妙的心態,多數西方人都理解不了。他們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非常講究禮數。這些人的前輩統治中國的時間長達好幾個世紀,但他們所掌握的技能是無法和野心勃勃、船堅炮利的西方人相較高下的。


在陸徵祥成長的年代,舊文明正在同變革力量打一場必敗的戰鬥。數個世紀以來,中國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國家的事情。中國人稱自己的祖國為「中心王國」──「中心」不是說它重要,而是說它處在已知世界的中心。中國人看到第一批西方人時,管他們叫「大鼻子洋毛子野人」,覺得他們也就是大象身上的蟲子。但是在十九世紀,邊緣之地開始擾亂中心了:出售鴉片,商人、傳教士、新理念全都闖進來了。中國人反抗過,屢戰屢敗。到了十九世紀末,中國政府失去了對財政和關稅的控制權。外國的飛地、港口、鐵路、工廠、煤礦在中國領土上星羅棋布,還受著外國軍隊的保護。列強們用治外法權的說法護住了這些地方,理由是中國法律和中國法官太落後,沒法和西方文明的產物打交道。據說上海租界公園的入口還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中國人的自尊和已有的社會秩序被狠狠地打擊了,而他們一直也在努力處理這些問題。


中國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曾問過這樣一個有名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小但很強悍?為什麼我們大卻很羸弱?」想放棄二千年來的積習並不容易,但中國人逐漸開始向外國人學習,派學生留洋,並雇用外國專家。傳教士開設學校和大學,外國商人定居在廣東和上海這種大城市,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出國掙錢,但要回國討老婆或想落葉歸根。新思想和新技術已經通過這些人滲了進來。如果中國想要生存下去,就需要陸徵祥這些人具備的新知識。


陸徵祥從事的外交官職業,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大戰之前,他曾在歐洲待過很長時間,從一個首都到另一個首都。他的一些做法讓老家人大驚失色:先是娶了一個比利時女人,然後又剪掉了長辮子。他還愈來愈支持激進觀點,稱清王朝是中國的癥結所在,主張建立一個共和國。


中國的形勢益發嚴峻。列強紛紛在這個國家的領土上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北方是俄國人;長江流域是英國人(長江全長約六千二百公里,從西藏一直流到東海);南邊是法國人;德國人在山東半島;日本人則是到處下腳。美國人沒有加入其中,按照憤世嫉俗的人的說法,這部分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操作的資源。美國人天真地提出一個開放門戶的方案,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從中國獲益。中國民族主義者非常明白,中國有被瓜分的危險,中華民族以及僅存的中華文明都會消失。如果不是各個國家在如何瓜分中國的問題上有分歧和對抗,那麼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可能就已經被瓜分殆盡了。


恐懼刺激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增長。「主權」、「民族」這些詞開始出現在漢語中,而以前是根本不需要這些概念的。戲劇和歌曲描繪著中國從沉睡中覺醒、趕跑惡人的故事。激進派祕密結社,要推翻現在被視作阻礙中國獲救的清朝,只不過他們的社團一般都堅持不了太久。中國的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現了抵制外國貨的行為,出現了第一次示威遊行。社會上還出現了為愛國而自盡的行為。雖然說這是弱者而非強者的策略,但這證明了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攪動整個社會。另外,中國人愈來愈相信,日本就是他們的頭號敵人。


陸徵祥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在一九一一年實現了他們的部分願望,通過一場革命把末代皇帝,一個八歲的男孩,趕下了台。中國變成了一個共和國,這主要是因為要和現代世界打交道就需要有現代的體制。在城市之外,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共和國是什麼意思,一點概念都沒有。在內陸的城鎮和鄉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大清朝亡了。(事實上,在一九六○年代,偏遠地區的農民還向派下來的紅衛兵打聽:「跟我們說說,當今坐龍椅的是誰啊?」)


陸徵祥一心撲在了新成立的共和國上,做了總理兼外交部長。國家還有希望,一些跡象已經顯現出來。中國的經濟開始復甦:在大城市,現代工業多少有了點起色;新知識正在向中學和大學滲透;社會也拋棄了一些陋習。不幸的是,儀表堂堂的將軍袁世凱,也就是中國的首任總統出生在保守的舊世界。他在革命的四年時間裡企圖做皇帝。雖然袁世凱沒得手就死了,但他留下了一份要命的遺產:一個分裂的國家,一個弱勢無用的議會;最嚴重的是,軍閥割據一方。中國在一九一六陷入內亂和軍閥統治,這段時期一直持續到了一九二○年代末期。


中國的大作家魯迅把他的同胞比作睡在鐵屋子裡的人。這間屋子著了火,睡覺的人若是不醒過來就會死掉。但即使他們醒來就能逃出去嗎?是讓他們從昏睡入死滅好,還是讓他們清楚自己的命運再死好呢?帶著這些疑慮,魯迅和他們那一代激進知識分子竭盡全力喚醒中國。他們把加速變革當作自己的使命,要掃清舊社會的殘垣斷壁,強迫中國人去關注未來。他們出版了諸如《新青年》和《新潮》這樣的刊物。他們撰寫劇本和小說去諷刺傳統。他們給中國開出的藥方被總結成了一句口號──「德先生與賽先生」──賽先生就是科學,科學代表了理性;德先生就是民主,選擇民主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用民主的方式把政府和人民團結起來,這樣中國才能強大。他們欽佩協約國,因為他們希望協約國會公平地對待中國,會履行西方領導人戰時闡明的那些原則。而山東問題就將成為對這些原則的一次考驗。




作者為加拿大歷史學家,歷史研究與國際關係領域的領軍人物,曾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現任牛津大學教授,並在加拿大國際關係學院、加拿大大西洋委員會等機構任職。麥克米蘭的曾外祖父就是本書主角之一、英國一戰名相勞合•喬治,她的多部作品均與其曾外祖父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本書是其代表作,獲得多項史學大獎。


書名:《巴黎.和會──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關鍵180天》

作者: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

譯者:鄧峰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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