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襲來?-自經區條例下,國外醫師資格審核漏洞之探討

Thursday, May 2, 2019

 

先前,國民黨立委提出自經區條例中主張外國醫生「不持有台灣執照」即可執業,引起國內輿論譁然。 圖片來源:PIXABAY

 

還記得幾年前的波波醫師事件嗎?波波醫師的爭議點之一就是這些波波的養成與實習問題。最近國民黨提出外國醫生可以不需持有我國執照就來台執業,雖然說已經因為惹出風波而撤案,但從波波醫師到這次事件可以看到台灣的醫師一直面對許多挑戰。

 

台灣醫師絕對經得起考驗,醫學系的養成體系經過長年累積,從實習醫師變成住院醫師的過程,都有嚴格的制度把關。曾有一位醫師朋友告訴我,現在的醫學系學生要經過兩階段的國考,一次考基礎學科,一次考臨床學科,醫學生好不容易拿到執照後,為了再取得專科醫師執照,還要接受相關訓練,整個過程是非常精實嚴謹。再者,台灣醫師的優勢不僅在於知識層面的專業度,更重要的是,撇開知識層面的專業性不說,台灣醫療體系和醫學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醫師一致性相當高,這是台灣民眾就醫習慣和社會文化之間形成的默契,也是外國醫師無法取代的。

901年府令四十七號〈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

 

台灣醫療體系、醫師水的高水準並非一蹴可及,而是從日治時期以來至今的長時間累積而成。我的碩士論文有幸處理日治、戰後時期的台灣醫師資格問題。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有醫師資格的認定,之前清治時期並沒有醫師執照可言,社會上主要是漢醫還有少數洋醫。這些漢醫、洋醫在日治時期受到《台灣醫生免許規則》的規範,要執業必須經過地方當局的認定。如果醫生無照執業被抓到,除了被警察痛打一頓,還要繳罰款或是入獄。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建築,現為台大醫學人文館。圖片來源:陳力航/攝。

 

另一方面,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系前身)的畢業生必須向地方官廳、民政局申請執照。這份執照特別的是執業地點僅限台灣、澎湖,無法在日本本土執業。醫學校的畢業生如果想要在日本本土執業,還需要通過考試。這樣的規定直到1936年台北帝大醫學部成立,醫學部畢業的學生執業才不受地域限制。(此處所指的地域限制是指日本帝國圈內)

 

由於台灣習醫機會僧多粥少,許多經濟寬裕的家長會將孩子送往日本習醫,這些在日本習醫的台灣人大多進入各醫學專門學校就讀,畢業後大多返回台灣開業。總之在臺灣,醫師只有出身被認可的醫學院校,或是通過醫師考試者才有資格執業。

 

台灣島內的醫學校很難考、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負笈日本,許多在台灣拿不到醫師執照的人,就把眼光投向一水之隔、醫療法規鬆散的中國,許多人紛紛前往對岸的福建,其中以廈門的人數最多。

 

廈門的醫療需求大,給了這些醫師生存的空間,台灣人不只前往廈門,在福州、汕頭、廣東也有台灣人的蹤跡。(也有正牌台灣醫師,相對是少數)。此時的華南並非沒有醫療規範,1916年廈門警察廳曾頒布《醫師試驗規則》、 1923年廣州軍政府公布的《管理醫生暫行規則》(根據這條規則,只要有三位醫師作保,就有開業資格)。但頒布規定是一回事,執行得徹不徹底又是一回事。

 

1929年1月,國民政府衛生部頒布《醫師暫行條例》外籍醫師必須先呈交證明文件給領事館,取得證明書後連同履歷書一份、兩吋照片兩張、印花稅,交予當地衛生局(沒有衛生局,公安局或縣市政府也可)這些機關轉報內政部,再由衛生署發給證書。

 

1930年5月國民政府衛生部頒布《西醫條例》,其中有關醫師資格的規定,與《醫師暫行條例》幾乎相同,因此《醫師暫行條例》可以說是《西醫條例》的前身。《醫師暫行條例》、《西醫條例》看似相對嚴謹,但對無照執業的醫師似乎不太有約束力。醫師執照的規則頒佈後,華南的無照臺灣醫師數量並沒有大幅減少,這與當地政府執法不力,或是無法有效地取締具有特殊身分的臺灣醫師有關。(在華南的台灣人具有台灣籍民身分,台灣籍民享有治外法權、免稅的特權,台灣籍民不完全是台灣人,很多是閩粵人士透過各種方式冒籍)

 

以廈門為例,1930年11月,日本領事寺島廣文在報告書中提到,廈門的臺灣醫師有60名,只有17名醫師領有執照。1938年,華南部分的臺灣醫師加入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這些臺灣醫師大部份沒有在臺執業資格,受到臺灣醫療證照制度的排擠而來到華南。

 

終戰後,臺灣醫師資格認定有「檢覈」和「甄訓」兩種辦法。檢覈的適用對象以醫學院校出身的醫師為主,醫師只要持畢業證書交予考試院審查,如果是政府認可的醫學院校,就可以向內政部衛生司申請醫師證書;甄訓適用對象以過去曾有醫師相關資歷者為主,也是去考試院,可以選擇口試或筆試,醫師證書也在內政部衛生司領取。

 

甄訓為人詬病之處就是許多戰前的密醫也透過此法取得執照。此法引起許多正牌醫師的不滿,例如戰後曾在臺南、臺北執業的吳平城醫師(日本岩手醫專畢業,擁有在日本執業的執照)認為密醫只要有三年的密醫經驗,有三個醫師證明,經過「形式上的考試」就變成正式的醫生,就可以拿到執照。

 

這些密醫在日治時期可能是私人醫院的藥局生,依法藥局生不能執業,因此有人就前往廈門,戰後再利用甄訓的方式獲得醫師證書。吳平城的周遭就有六、七名這樣的醫師。(吳平城稱之為光復牌醫師)

 

〈注射後致死 密醫被拘〉《台灣日日新報》第12335號,1931年10月23日,8版。圖片來源:陳力航

 

密醫會有甚麼問題?日治時期曾發生多起密醫醫療疏失致死的案件。像是1931年,嘉義竹崎蕭姓婦人接受汪姓密醫注射後死亡,家屬因為密醫不願意賠償精神損失而告上法院,這名汪姓密醫最後被捕。1934年,家住海山郡三峽庄的簡氏安妹向附近密醫購買漢藥服用後不適身亡。這些在日治時期的密醫部分在戰後透過制度成為正牌的醫師。密醫在戰後的台灣仍然存在,報紙不時有密醫為病患注射致死、病患服用偽藥致死的事件。

 

從光復牌醫師、波波醫師事件,以至於近日的自經區事件。再在顯示台灣醫師面對的許多挑戰,如果來台的外國醫師納入健保,那就是在瓜分健保的資源,在健保總額有限的情況下,醫療院所間惡性競爭的情況只會有增無減。而波波事件對社會大眾的衝擊,也同樣會出現。

 

 

作者為宜蘭人,目前住在新北。不是醫學院出身,但與醫藥很有緣。從小在藥房跑來跑去,會折傳統的藥包,曾把三支雨傘標、友露安放到玩具火車上然後被罵。大學和碩士都在學習處理時空資訊,當兵在東部的防空飛彈連,知道台灣的防空不弱,國人要對自己有信心。興趣是養食蟲植物、看兒童繪本、平常打打比高爾夫和木球還刺激的慢速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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