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台語的距離,比你想像的更遙遠

Wednesday, May 1, 2019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 The World Between Us粉絲專頁

 

日前公共電視台製作之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通稱《與惡》)甫播出完結篇即宣布將開拍第二季,該劇探討無差別殺人與殺童等社會議題,轟動一時,也引發輿論熱議,舉足親子、社會問題等層面都已有文章長足討論。唯就該劇語言使用問題,目前僅有文史工作者管仁健兩文討論(〈我們與「惡等於台語」的距離?〉、〈誰拉開了我們與台語的距離?〉),不過該文純就全劇前四集討論,並未有全集之通盤考慮,媒體面向上相關討論仍付之闕如。本文擬以幾點與管先生商榷,就個人看完全劇後的心得,提出一些意見,也望拋磚引玉引起討論。

 

管先生該文先盛讚本劇引領風潮,創下極高收視率,接著筆鋒一轉提及戒嚴時期黨國政府對語言的箝制,舉凡說國語運動、台語片演員失去飯碗等,並提到政府視角的台語多半代表不入流、苦、窮、倒楣等等。接著又援引馬政府時期文宣塑造台語人士不思進取、說大話等等文宣、以及蔡政府時期台語恐怖份子等諸多對台語的負面印象、抹黑,管先生如數家珍一一細數,在之前討論另一齣公視戲劇亦有提及,至全文最末才提出他的高見,「惡等同於台語」,並指出罵人、壞人與歹命人這三者黨國時代塑造下來的「講台語公式」絲毫未改。管先生的第二篇文章稍稍修正了觀點,認為老三台的三點已經有了修改,惡不再僅指台語,只是編劇的安排是某種「下蠱」,亦即父母說台語、子女說國語就是疏於溝通,這樣的家庭就是沒溫暖的家庭。

 

先說明綜觀全劇,說台語的角色的確少之又少,除了管先生提及的兇手父母、以及在後兩集才出現的黑道人士之外,人物基本上無分老幼(老年如飾演主角岳父母之巴戈、蕭瑤)、性別、階層(如飾演另一位殺人犯的葉子彥及其母親的路明明),以及縱貫全劇主軸的「善惡」正反派角色,清一色以華語作為主要演出語言。

 

在這樣的角色安排之下,演出殺人犯父母的檢場、謝瓊煖,以及演出黑道這三個角色的語言使用便格外引人注目,也無怪管先生能據此洋洋灑灑為文一篇,將整齣戲的「惡」與台語綁在一起。我想這齣戲的中心思想並非仇視與善惡二元化,因此本質上,管先生所舉的「罵人、壞人、歹命人」公式,似乎只有「歹命人」正確,因為檢場與謝瓊煖飾演的角色的確代表了社會中下層;而管先生沒有看到的黑道人士勉勉強強符應了壞人的定義。

 

不過即便如此,管先生文中一口氣所舉的幾個例子與《與惡》一劇所傳達的語言價值觀仍然截然不同,沒有完全以「台語」代替粗鄙、代表惡,如果台語即是惡,為什麼社會大眾以為是惡的殺人犯不是全程操台語?為什麼幾個主角在嘶吼、歇斯底里時沒有轉以「粗鄙」的台語表示?

 

筆者以為《與惡》的語言安排並非沒有問題,而是純就幾個角色的語言安排而言,如管先生此等指控,實接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或以為劇中李父、李母角色之原型,應該是影射數年前北捷殺人案的主角鄭捷,但鄭捷父母並非中下階層,鄭捷本人亦非鄉下出身,此等角色塑造無非是「醜化台語人士」。然而此處筆者雖亦不明白編劇何以作如此安排,也許是為戲劇張力、以中下階級、台語家庭刻畫來博取閱聽眾的同情。

 

不過,我相信多數閱聽眾在看到這個家庭的背後,應該不至於產生「他們講台語,他們好沒水準」或「他們講台語,難怪他們家會養出殺人犯」如此常見醜化語言的套路所欲達到的結果;相對地,多數人應該僅止於同情。更何況李父李母兩人並非無時不刻都操著台語,而是如同我們熟悉的、典型的台灣老者,在正式場合、外人之前改操華語,甚至可以說他們改用華語的時候分外引人同情。這兩個角色的塑造確實是符合某些刻板印象,但這是不是真如管文高見可以直指為「惡」,或說編劇意欲醜化、包藏禍心,仍有待商榷。

 

至於黑道人士操持台語,或許是多年以來台灣戲劇長久習見的慣例,或許編劇認為台語有「江湖氣口」,但誠如許多人指出,如果《與惡》的背景根據律師王赦是「北部」,北部的幫派界似乎以外省幫派為主,選用一個操台語卻並非非常熟練(如「律師」一詞發音接近「日師」)的演員,確有不妥之處。

 

這齣戲裡面的「惡」,或許是編劇以及觀者最關心的,管先生以為台語在此劇中代表惡,我以為「惡」或許不僅是如此。劇中許多歇斯底里、譴責加害者家屬的角色,通通以華語演出(如對著加害者丟雞蛋或者對精神病患不諒解的各個角色),這也跟管提出的戒嚴時期重大分野不同——因為該劇的台語演員誠如前述,僅有三名。

 

如果這齣戲的角色當中一個台語使用者也無,是不是反倒不會有這樣的聲浪?在台語比例如此稀少的情況下,要形成台語的歧視似乎也格外困難,因為多數觀眾甚至不會記得在什麼情況下,哪一個角色用台語說話,遑論要據此認為台語是卑下的、粗鄙的。筆者以為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討論《與惡》一劇究竟犯了什麼問題是較為合理的。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

 

前文已交代我認為《與惡》在編劇語言處理上確實存在問題。公視的戲劇向來並非完全不考慮語言重現,如《一把青》雖有論者以為腔調不夠接近抗戰時期的中國,但仍感覺得到演員已刻意貼近;又如《奇蹟的女兒》為重現加班出口區女工的生活,所以多數對白以台語表現;相較下此次《與惡》對於語言的重視明顯低落許多,如果以台灣的人口比例而言,不論年輕世代(約當主角們的一輩),在年長世代多數人應該是以台語為主,就算日常生活中可能常用華語,可是在《與惡》劇情編排中,不論主角律師的岳父母以及應家父母(劉士民、謝麗金飾)清一色都以華語為主,與多數人所見情況明顯有別,此處就管先生高見以為這就是編劇的巧思,在對觀眾洗腦下蠱,實則多數觀眾反應則不是如此,至多只覺得他們講華語的比例高得嚇人。

 

管文以為父母說台語、子女說華語的家庭傳達出沒有溫暖、沒有愛的意象,那是不是說明這個家庭的另一個孩子李曉文(殺人犯的妹妹)的不是?就編劇的思路而言,他是不是也理所應當地鑄下大錯?受思覺失調症所苦的應思聰(林哲熹)所受的母親離去、愛人驟逝,難道就不是失去愛、失去溫暖?別忘了應思聰的父親與後母在劇中可不是以台語溝通的。

 

管仁健卻僅指出講台語的家庭是沒溫暖的、是無愛的,這樣對多數父母說台語子女說華語的觀眾而言是「下蠱」,還是嚴厲指控?管先生最後用「惡不一定等於台語,因為華語也可以為惡;但是台語仍然代表著惡」,如果他僅著眼於那個曇花一現的黑道人士而言,或許此種虛無的論點尚可成立,如果是顧及劇中的李父、李母而作此言,對編劇而言不啻是重大的打擊,很顯然你們所做的努力對某些人絲毫不見成效。套一句劇中人物所講的,李家父母雖是加害者家屬,而他們同時也是受害者,這樣的他們「惡」在何處?其他用華語溝通的每個角色,又惡在何處?我想這值得我們深思。

 

再者,就人口比例而言,比如謝瓊煖、溫昇豪、吳慷仁以及前述的謝麗金,均有客家人血統,如就語言流利程度而言,謝瓊煖甚至常參與客家電視台的演出,用客語演出絕非問題,可是在電視圈的大環境之下,這些演員永遠只能以華語或台語演出。最後,單純就語言調性而言,亦有人認為《與惡》角色的咬字太過字正腔圓,此者雖然可能是戲劇手法的展現,或者是作者生活周遭接觸到的,但確實有與多數人事實相違背之處。最後就多數人注意到的,《與惡》刻意安排的幾個台語角色,究竟是否造成「歧視」,筆者以為如此的歧視雖不致於如同戒嚴時期的語言政策,造成善/惡、高尚/粗俗的二元論,但如此不平均的分配的確落入長期以來的語言刻板印象,日久遂使多數人以為這樣的安排是合理的。期待公視在製播第二季時可以把這些語言的因素都考慮在內,使這部戲劇除了劇情與演技之外更加無懈可擊。

 

 

 

作者現就讀於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班,關心語言學、臺灣本土語言復振,學過幾個語言兜兜轉轉後還是回頭栽身於臺語研究。向望看會著臺語ê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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