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三)

Tuesday, April 16, 2019

 

 

3 鄉土文學論戰

 

接下來在一九七七年,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

 

說到鄉土文學論戰,一九六○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初的藝文雜誌中,吳濁流的《台灣文藝》和笠詩社的《笠》是屬於本土的;余光中還有「龍族詩社」等雜誌社團,則是以外省人為主,不過裡面也有台灣人,像是龍族詩社裡的陳芳明與林佛兒。

 

笠詩社寫的本土詩,和龍族詩社不一樣,這些中國派寫的詩大致比較強調現代主義,或是存在主義這類形而上的系統,而笠詩社或及《台灣文藝》的文學,則比較強調台灣本土的東西。

 

單就文學來說,最先是一九五六年夏濟安等人創辦的《文學雜誌》,那時很有名,《現代文學》就是源於這條路線。《現代文學》是一九六○年由白先勇、王文興這些台大外文系的人為主創辦的,但是這種文學雜誌很難維持,所以一九七一年台大外文系辦了《中外文學》之後,這類雜誌都慢慢匯進《中外文學》的文學系統裡,也就是偏向學院式的文學系統。相對的,台灣的文學雜誌則斷斷續續,吳濁流在一九六四年創辦的《台灣文藝》,就反覆地一下子起來,一下子垮台,維續得非常艱難。所以對那時的文學界而言,報紙副刊是很重要的發表園地,因為副刊可以穩定出刊,而那時的副刊也刊登了很多文學作品。

 

到了一九七五、  七六年,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中國派與本土派、左派與右派的這些論述開始相互衝撞,最後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可以分成幾個系統,首先是外省人這一系,這裡面又分成了幾個支系,《現代文學》這支系統實際上並未深入參與論戰,而余光中這一系,則屬於國民黨系統,是完全的中國派,也是論戰主力。那時,國民黨有一個系統專門掌控文學,隸屬於王昇底下,《青年戰士報》就屬於這個系統。王昇手下有一個「抓耙子」的秘密組織叫「心廬」,是他發動鄉士文學論戰的智囊之一。

 

另有一個系統是左派,主要是陳映真、齊益壽、尉天聰等人。尉天聰在一九六六年創刊的《文學季刊》強調現實主義,對抗當時台灣主流文學界強調進步、理性這種比較形而上的現代主義。在鄉土文學論戰裡,聲勢最大的就是左派,不過說實在的,那時左派、右派混在一起,很難區分。尉天聰他們雖然反國民黨,但是和王昇系統或多或少都有來往,他和《青年戰士報》頗為熟稔,同時與《中華雜誌》的胡秋原也有來往;而胡秋原當年和李敖他們的《文星》打過筆仗,在鄉土文學論戰卻站在陳映真與王拓這邊。

 

這場論戰中當然也有本土台派參與,主要人物是葉石濤,他的立場偏向本土,不過也有點傾向社會主義。其他人像是李喬,就沒有明顯的左派色彩。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雖然本土系統也參與其中,不過在左派的壓制下,其實有點喘不過氣來,不僅沒有發表園地,一九七七年陳映真還為文批評葉石濤,說他對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是分離主義。這個帽子在當時是非常要命的。再加上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以後,對創作變得很敏感,雖然還是有黃春明、陳映真這些人在寫社會主義的作品,不過基本上不像外省作家那樣敢寫。

 

陳映真、王拓這個系統的作品,強調描寫社會底層,主要是老兵、勞工、農民或漁民。現在被歸為台派的王拓與楊青矗,他們的作品寫的是工人,黃春明與齊益壽則走農民路線。至於「兵」,陳映真的《將軍族》寫的是在中國時,本來在軍隊裡很高層的軍人,流浪到台灣以後變成社會底層,做著小攤販的工作。一九七七年余光中在《聯合報》寫了一篇〈狼來了〉,直接罵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這些人的作品是中國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彭歌與朱西甯等人反對的就是工農兵文學。

 

雖然陳映真這個系統主張寫自身現實所在的鄉土,但事實上並沒有真的把台灣拉進來,所謂的「鄉土」仍舊是在中國系統裡面談論,並未寫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也沒有真正貼近台灣的鄉土生活,只是比較強調工農兵而已,可以說是中國在台灣的左派,所以要說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也沒有錯。

 

整體說來,鄉土文學論戰主要是兩個系統在論鬥:一邊是國民黨系統,另一邊是工農兵系統,而台灣本土文學裡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只附屬在工農兵系統裡面。

 

一九六○到一九八○年代的文學體系大概是這個樣子,文學運動替工農兵講話,中壢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興起的中產階級和工農階層合作反抗國民黨的威權。不過,台灣並沒有什麼左派,中壢事件和其後的美麗島事件都跟左派無關,也可以說和工農兵沒有體驗式的親和關係。鄉土論戰中,有人說農民挑擔子的姿態很美,永熾看了非常生氣,他在家鄉曾經跟母親一起挑過一百斤的稻穀去輾米,一路上循著米籠的擺動半跑前行,哪有什麼美?那種文章根本是帶著優越意識旁觀農村生活而已。不過,鄉土文學論戰還是表達了台灣歷史的一種情境,這種情境雖有反國民黨的樣態,但從後來陳映真等人的依賴理論看來,似乎也有反新興中產階級的味道。

 

國民黨對鄉土文學的壓制,並不是把他們抓起來,而是利用文鬥,一方面由王昇系統在《聯合報》等地方發表文章攻擊,另一方面,則運用開辦全國文藝大會等方式來壓制這些人,先把白先勇那一支現代文學壓下去,再把鄉土文學當中工農兵文學這一支給鬥下去。永熾認為余光中的〈狼來了〉,基本上就是這場論戰主題的總結。大約在一九七八年,《聯合報》刊出了王昇痛批鄉土文學的發言,甚至到了一九八一年,《聯合報》還全文刊出他在「國軍文藝大會」上的發言,文中仍然在批斥鄉土文學短視、沒有看到「民族整體的生存處境」。

 

有一些研究常會說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於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論戰已經結束。但事實上,鄉土文學運動是被國民黨打擊所以慢慢削弱,不可能立刻在一九七八年結束,而且從上面的脈絡可知,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在一年之間突然爆發出來的,而是有前面這段醞釀期。鄉土文學在一九六○年代就已經萌芽,而論戰的脈絡可以從一九七○年代初一直延伸到一九八○年代。

 

永熾認為讀歷史不可以有斷裂的概念,任何歷史事件、文化、風潮、運動都是發展到最高峰,然後或受到壓制、或慢慢下降,同時也會擴散出去,一定是這樣子,沒有什麼會在某一年截然斷絕。歷史研究的斷代,只是研究方法上的便宜行事,而不是事實。譬如日治時期因為日本戰敗而結束,但活在日治時期的人依然還活著,他們身上的文化、語言與歷史經驗等等,不會因為國家名義改變了,就可以瞬間變成另一種,所以所謂的戰前戰後,其實是一種連續體。

 

雖然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以台灣的鄉土為主,但對本土文學的發展仍然有一些貢獻,至少鄉土文學強調農民,會寫到農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慢慢就帶出了對高級外省人的批評。雖然國民黨一直打壓工農兵文學,也打壓台灣本土,但只要有種子播下,總會有成長的時候。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文學被打壓,漸漸失去發表空間,相對之下,原本被壓制的本土文學,反而有機會撒下更多種子,默默生根。

 

事實上,永熾在一九七○年代後半,對這些人講的「鄉土」、「本土」開始覺得反感,因為他們談的都不是真正核心的台灣本土。他逐漸認識到,如果談「本土」或「本土化」卻不和國家連上關係,這個本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就只是local式的東西,和廣東人或河南人講的「本地」、「本省」完全一樣,並沒有剔除掉中國的概念,所以如果把談「本土」等同台派、台灣化,那完全錯誤,本土必須轉化為一個國家自身的存在、精神、心原力,這樣談本土才有意義。

 

4 陳映真與左派

 

一九六○年代,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學者提出反現代化理論的依賴理論,其中論述得最強而有力的是時任肯亞總統的阿敏。這個論點在一九七○年代也慢慢發展了起來。依賴理論主要的概念,是認為先進中心國家的成功,是建立在對邊陲落後國家的榨取,並且讓落後國家對中心形成一種依賴,以致於自己無法發展。這種中心與邊陲的對立榨取關係不只發生在國家之間,也可以延伸去理解每一個社會內部的狀況,比如說城鄉差異、社會階級的問題。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工農兵系統的文學|尤其是陳映真|開始以依賴理論取代工農兵的寫作題材,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用依賴理論來說就是:如果你依賴資本主義,將會永遠被資本主義壓制,被資本主義吃掉,永遠翻不了身。

 

大約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陳映真企圖將反資本主義和反日、反美劃上等號,因此寫文章罵永熾這些留日的自由派,把他們打成資本主義的親日派,以此來杯葛他們。不過他不太好使用過於刺激的語彙,就罵永熾們是「知日派」。在他的意思裡,知日派就是親日的意思,而在中國史觀底下,親日跟媚日、民族的叛徒大約是等義詞。面對批評,那時吳密察回得很好,他說:「被稱知日派很好啊,知日有什麼不對?」陳映真罵了永熾他們以後,有記者來訪問永熾,他說:「知日有什麼不好?我們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日本是離我們最近的國家,我們當然要了解它,就像了解中國一樣啊!」這也是永熾從他的碩士論文以來就一直強調的想法。

 

陳映真的杯葛最終沒有成功,其實永熾一直覺得陳映真這些所謂左派的作家很矛盾,他們用依賴理論來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像陳映真小說中的華盛頓大樓象徵著帝國主義:跨國企業在全世界成立公司,原料等的供應全都被帝國給控制,所以必須打倒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寫起來是很好看,但是,如果把對象換到中國,尤其是二○○○年以後的中國,控制與榨取的情況不是更嚴重嗎?這些左派有沒有從反帝國主義的觀點去批判中國呢?答案很明顯。永熾認為「天龍國」的人,很多都是這樣,對鄉土不了解,但表現出一副特別喜歡鄉土的樣子,對工人也不是很了解,卻特別喜歡談工人,彷彿這樣就是站在道德的至高點。

 

很多人喜歡陳映真的作品,覺得他替底層的人仗義直言。永熾一開始也頗欣賞他的作品,但漸漸地,他對陳映真的好感卻愈來愈淡。因為他發現陳映真明明對很多事情不是很了解,卻很敢講,譬如他對日本不甚了解,但就是敢隨便說。有一次在李日章家裡,大概是一九八○年代初,李日章和陳映真這些左派交情都不錯,也跟永熾相熟,有時就會找他們去家裡聚會。那天永熾抵達時,剛好聽到陳映真在大談日本,永熾是研究日本史的,一聽就知道陳映真一大堆都說錯,很多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也敢隨便講得很大聲,但他很有名、講起話來又理直氣壯的樣子,大家對日本不了解,所以他講日本是黑的,日本就變成黑的,講日本是白的,日本就變成白的。由於是在李日章家裡作客,永熾也就沒有出聲反駁,聽一聽受不了就走了,之後也不太和他們來往。不過,永熾心裡一直很納悶,李日章怎麼會和這些人混得那麼熟?明明以前李日章和康寧祥走得很近,而康寧祥是比較本土的,和陳映真的中國左派立場恰好相反。

 

康寧祥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成立《八十年代》雜誌社時,陳永興、李筱峰、李日章這些人都被網羅去幫忙,康寧祥也透過鄭欽仁把永熾拉了過去,所以這群人都變成《八十年代》的支持者,偶爾也會在上面寫些文章。李日章原本就跟康寧祥很熟,尤其在台大哲學系事件7中,擔任兼任講師的李日章也是受難者,他被台大停聘後,跑去當康寧祥的助理,所以在一九八○年代以後,他和康寧祥這個系統愈走愈近。後來永熾從旁得知李日章和陳映真這些左派的人是同學,又都是台北人,或許這就是他會和這些人走得很近的緣故吧!

 

總之,在一九八○年代的左派當中,就屬陳映真最敢講話,常常化名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所以大家很怕他,都捧著他,他的聲音就愈來愈大,黑的被他講得都成白的了,而真正的本土派力量還沒有發展起來。不過,這也不表示台灣本土文學毫無聲息,只是用一種潛在低音的方式默默發展,李喬就是明顯的例子。

 

李喬在一九八○年代寫的一篇文章〈我看台灣文學〉,被翻譯到日本。剛好永熾參加一場研討會,在裡面報告台灣作品譯成日文的狀況,他列舉了幾本書,其中就包含李喬那篇文章,他稱那篇文章是「台灣文學獨立宣言」,這是他對李喬作品的第一次發言。那時永熾和李喬還不熟,後來他問李喬:「我說的對不對?」李喬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這個研討會的報告後來被永熾寫成了文章,有一次,他又問李喬:「我寫的那篇,你看過沒有?」李喬只是笑笑,永熾猜想他可能沒看過,不過後來李喬很喜歡找永熾為他的作品寫評論,或是替他的書寫序,覺得永熾很能理解他的作品。其實到了二十一世紀,永熾依然認為他對李喬的評論是正確的,李喬的文學就是以台灣歷史為主體的文學,幾乎未曾偏離,他的文學呈現了台灣從過往到現在的整個精神史。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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