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大反擊的號角何時響起(上)?

Sunday, April 14, 2019

 

在2017年中共19大閉會後不久,11月2號出刊的《時代雜誌》封面可以說相當準確地補捉到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名政治經濟評論家Ian Bremmer以「中國贏了」為標題,憂心忡忡的提醒世人,中共這種有強而有力領導人、國家積極扶植戰略性行業、以國有企業的資源收買人民支持、並以最新科技監控人民,即此的發展模式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勝出,更贏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跟隨。

 

的確如果從統計數字來看,Bremmer的擔心是有道理,在2005年還有一半的人生活在民主體制之下,但短短14年,目前已經有3.76億的人生活在政治極為不自由,但以購買力評價計算,平均國民所得達2萬的體制下(如俄羅斯、哈薩克和中東海灣國家)。如果再以同樣的標準計入中共的人口,則總數高達18億人生活在高收入的威權體制下。

 

曾經被認為是人類社會前進唯一的終點,也帶給全世界空前繁榮的自由民主體制是否還能從谷底反彈,重新引領風騷呢?要對這個大問題提出一些線索,首先需要指出民主體制真正精義所在,接者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為基礎來看90年代後開啟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遭到了什麼挑戰,讓許多國家紛紛開始出現民主倒退,由此點出要如何解決這些扼殺民主難題的大方向,之後會用另一篇文章以數個具體不同體制國家的案例來對比本篇提出的論點。

 

和經濟發展有許多量化指標可以客觀定義或是實際觀察大眾的生活狀況來衡量不同,民主政治是相對抽象的概念。比較具體,也容易和民主畫上等號的是具有競爭性的選舉,而透過法治來保障公民的政治社會權利,並讓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對選民負責就沒有那麼容易觀察、衡量,也容易被忽略。

 

正因為如此,如果把太多的重點放在容易觀察的選舉,以為這就是充分實踐民主,那當民主其他面向的運作出了問題,日積月累下,人民對民主的信念自然會有所動搖,甚至轉而支持其他類型的政治體制。然而從近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來,如果民主體制運作良好,除了最基本的民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民主體制也能帶來良好的經濟成長(美國、西歐、紐澳加和日本民主國家的GDP長期佔全世界GDP的超過一半,到了最近才降到略低於50%),民主國家之間更是鮮少發生戰爭。因此,在提升人類的福祉上,確保民主的擴散與運作良好確實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那究竟為什麼整個世界越來越會離這個目標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曾經風靡社會科學界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一個和一般人的直覺相去不遠的解釋:當一個國家持續現代化,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都市化、專業化和人民的知識水準提高會讓獨裁統治變的不可行而被民主政治取代。這個看似有理而符合常識的理論在1997年被一篇到今天還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治學論文以嚴謹的量化研究推翻。

 

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Adam Przeworski教授和他的學生Fernando Limongi在論文中明確的以統計結果顯示:從1950-1990約150個國家的資料來看,人均國民所得在1000美金以下的獨裁政權存活率很高,國民所得開始增加後,的確獨裁政權倒台的機率會增加,但僅限於國民所得1000-4000美金的範圍內,若國民所得超過4000美金後,獨裁政權崩潰的機率又開始變小,到了國民所得超過6000美金後機率會變更小。

 

他們同時也指出,若以具體的例子來看,前南斯拉夫、敘利亞和加彭都是持續發展的威權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是。即使是後來的確崩潰的威權政體如西班牙、前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和台灣,實際轉型為民主政體時的所得水準也遠超過理論預測的水準。因此現代化理論所描繪的圖像並無法解釋現實。

 

反過來看,如果是一個開始是民主政體的國家,一旦國民所得超過了6000美金(相當於現在的1400美金),那就沒有發生過退回威權統治的案例。因此Przeworski 和Limongi對他們處理的龐大資料提出了一個權威性的解釋:現代化理論對於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間的因果關係描述並不正確,一個國家會民主化往往有很多經濟發展之外的原因,但一旦民主在越富裕的國家出現,那麼民主存續的機率就越高。這個發現被耶魯大學政治系的Susan Stokes 形容為像是一道閃電,瞬間改變了整個社會科學。

 

從上述的經典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首先,威權體制一樣能發展經濟,並且隨著經濟發展程度增加,鞏固這個體制,而在國民所得比較低的政體,不論是威權或是民主,崩潰的機率都不小,這些結論看似平凡,但卻能為我們討論近來的民主倒退提供一個很好的框架。而且很不幸的,關於威權體制和經濟發展的結論在Przeworski的經典研究面世後變本加厲,關鍵在於某些威權政體在政治上持續高壓,但經濟上有了比較靈活的轉向(特別是中共)採行相對自由、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配上用更精密的手法控制人民而持續壯大。

 

美國經濟學家Kevin Hassett在2007年的一篇短文中用簡單的敘述統計對比了同樣是採行自由的經濟政策的政治自由國家和政治不自由國家從1991到2005年,每5年為一期的平均GDP成長率,結果發現後者的平均成長率是6.28,而前者只有2.62。對於這個有點駭人的發現Hassett沒有給出太多的解釋,但對照各國具體的情況,情況也許沒有這個對比看起來這樣悲觀。

 

圖片來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6

 

首先政治自由的國家相當多都是所得水準已經非常高的先進國家,因此GDP成長率本來就偏低(但是在分母大很多的情況下,比較低的成長率每年新產生的勞務總值還是比成為率高的非自由國家大)。其次若是先撇開所得較高的老牌民主自由國家不談,新興的民主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確通常會產生的不平等的惡化,還有政治競爭的需求會讓民主政體將心力常放在經濟發展之外而影響了經濟成長的力道。

 

再者中共從2000年初期開始悄悄在不少發展中國家推廣的「北京共識」,近期又變本加厲成為一帶一路的對外擴張計畫,的確很符合獨裁者的需求,因為中共的各種援助、發展計畫和西方傳統的多邊國際金融組織或是各國的援助機構不同,它在和獨裁者打交道的時候不會有任何附帶條件,也甚少環保、永續發展的考量,在拉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效率上的確明顯高於西方民主自由國家。

 

相形之下,從美國在中東和阿富汗試圖進行宏大的民主改造遭遇了慘痛的失敗,在國內又因為過度自由的金融政策引發規模空前的金融風暴,使得國內的不平等急遽惡化,讓以美國為首的民主政治/市場雙元模式遭到了嚴重質疑,中共官員在2008後不論在國際或是國內場合所表現的傲慢與信心滿滿就是最好的明證。

 

面對這樣不利的情勢,難道整個民主自由世界只有束手就擒的分嗎?其實不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威權國家雖然用比較聰明的方法模仿了當初民主國家得以繁榮的自由經濟模式,但模仿是一條相對有跡可尋、成本較低的路徑,當模仿的紅利開始遞減的時候,威權政體的缺乏自由和思想控制會嚴重的阻礙創新,這就是為什麼在經濟上固然美國、西歐、日本等先進國家都陷在困境中,但在真正高科技或是文創的軟實力領域,依然有牢不可破的領先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俄羅斯為了反制美國,用了雖然有效,但道德上很不具正當性的刻意散播假新聞來製造分裂。

 

再者威權體系在缺乏民意回饋與透過民主政治來修正問題的情況下,即使一開始選擇了比較高明的經濟政策轉向,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常會遇到搞砸、脫軌的情況但無法矯正,這就是為什麼不少研究都發現獨裁體制下經濟成長率的波動明顯較大。

 

最後,美國已經開始踏上正確的修正,開始派出專家和官員去幫助某些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他們真正需要的基礎建設是什麼,而不是看到中共提出的表面優惠條件就輕易踏入了包藏在一帶一路計畫中的債務陷阱。

 

總的來說,部分獨裁國家機巧的加入了歐美國家建立起來的國際經貿體系,並且暫時獲得了不錯的發展,的確讓民主政治的前景與魅力看起來非常黯淡,但是幸好目前整套體系的根基還沒有遭到近來在先進國家也刮起的民粹狂潮太大的破壞,而民主政治最大的優點:制衡濫權、走偏鋒,而透過公眾反思來解決眼前難題也逐漸的開始發輝作用,美國不分朝野、政學界都在深刻檢討對中共政策的失誤與美共貿易談判表現出來的堅持與強硬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絕對可以期待一場民主的大反攻能慢慢將更多的自由、繁榮與和平重新帶給全世界。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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