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二)

Tuesday, April 9, 2019

 

 

 

2 攸關台灣民主發展的一九七九年

 

然而,一直表現得很「本土化」的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得知台美斷交後,十二月十七日立刻以國家緊急危難為由,下令停止中央民代的增額選舉和一切競選活動。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蔣經國的開放路線是玩假的,因為這完全沒有道理,斷交就斷交,和選舉有什麼關係?如果真要說,這種時候更應該自立自強,強調自身的民主價值才對。

 

停止選舉,意味著議會路線走不通,一部分黨外人士因此轉往街頭路線,結果一九七九年一月發生高雄余登發父子被捕事件,黃信介、陳菊、陳婉真、許信良等黨外人士為此在街頭抗議聲援,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也因此被監察院彈劾與停職。這些都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因素。

 

永熾常常在一些文章寫到,一九七九年是台灣關鍵的一年,不僅因為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更應該探問的是:什麼促成了美麗島事件?從永熾的解釋來說,美麗島事件發生的背景脈絡,是一整個世代被壓制後的反彈。

 

國民黨從一九四九年起,先透過三七五減租,砍掉台灣一批有財富的人,一九五一年起實施的公地放領、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則進一步瓦解台灣的地主體制。部分左派人士認為國民黨在台灣成功實施土地改革,是一件了不起的社會實踐,但他們沒有注意到,作為外來者的國民黨,在台灣本來就沒有地主階級的支持者,當然可以很乾脆地實施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擁有土地就等於有錢的地主,單單從永熾家在耕者有其田實施後落入的困境,就可以了解到,這些土地改革完全不是為了農民及窮人著想。講得直接一點,國民黨的土地改革是為了瓦解台灣人的集團連帶,打散擁有實力與國民黨對抗的階層,而原本在台灣就沒有土地的外省人,在土地改革的風暴中,幾乎置身事外,被改革的對象只有台灣人。

 

在一連串的土地政策之下,慢慢地,台灣人只能擁有小小的土地,無法滿足自己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水準更是一落千丈,從原本可以保溫飽,變成了窮人。到了一九六○年代後,這些失去土地的人不得不離鄉背景,跑到都市做工謀生,產生了永熾所稱的「離農現象」,葉俊麟作詞的〈孤女的願望〉,唱的就是這些人的心聲。

 

這些離開農村的人慢慢集中到都市,都市愈來愈龐大,到了一九六七年,台北市首先升格成院轄市,人口約有一百萬。在這個巨大的都市裡,許多人謀生的方法就是成立家庭工廠─這跟局地經濟圈的概念有點類似,就是以家庭為中心來成立與運作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很多是失去土地的小地主,因為政府徵收這些人的土地後,給了他們一些土地債券、還有四大省營公司的股票,這些人就拿著這點錢轉進都市,建立低成本的小工廠,也就是中小企業的前身。但是,國民黨政府並不支援這些工廠,於是很多小工廠的老闆就拎起○○七公事包四處闖蕩,替自己的產品尋找出口。

 

黃昭堂的書《台灣爆發力的秘密》,在談產品出口時,曾寫到紅包文化和中小企業的關係,他認為台灣成功的秘密在於「紅包」與「走世界」。「走世界」,是因為台灣國內市場小,工廠生產出產品以後,一定要運到國外銷售,但那時出口的程序非常繁瑣,有很多審查關卡,每個關卡都得送紅包,這樣手續才能辦得快,而且快很多,這就是「紅包文化」。

 

永熾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那時出國很難,必須先申請才能出國─這裡說的可不是申請護照或簽證這種一般手續,而是要政府審核與批准。一九六七年,永熾要去日本留學,留學必須獲得教育部允許,公文由台大送到教育部請其批准,一般一個月以內就會批下來,但一個月過了,永熾還是沒收到,學校要永熾到教育部查看。他去了好幾次,每次去問,承辦員都說:「還沒有批下來。」眼看日本那邊快開學了,實在不能再等,他只好去公文堆裡翻找,結果發現他的文件被壓在最下面,比他晚好幾步送出的公文都在他的前面,一切只因為他不肯送紅包。他性子倔,覺得收受紅包是不對的,絕對不幹這種事,於是他把自己的公文抽起來放到上面,盯著承辦員,承辦員才不甘不願地幫他辦理。那時行政系統就是這樣,每個機構都一樣,如果你沒送紅包,就把你放在最後面,別人一送紅包,馬上幫他處理。

 

台灣中小企業利用送紅包加快出國的手續,出國後,拎著放有商品樣本和相關資料的○○七公事包,在國際上到處闖蕩、拜訪客戶,給人家看樣本,推銷貨品,就這樣走出了台灣經濟奇蹟。一九七○年代因此流傳一個俚語:「提著○○七(的皮包)走遍天下」。

 

延續之前的離農現象,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出現了都市化,加上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以及很多中小企業在國際上找出路、賺頭路、闖出一片天,慢慢地發展出中產階級。由於國民黨控制得很嚴密,要做什麼事都很麻煩,像是不送紅包就無法有效率地處理好事情,政治上也有很多限制,所以中產階級興起後,就希望能夠開放,開始要求政治的民主化,也有許多中產階級願意把錢拿去支持反國民黨的異議人士。於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左右,漸漸出現了一些異議雜誌。

 

有人說一九七一年創辦的《大學雜誌》是異議雜誌,但說得不好聽一點,它其實是蔣經國的打手,用來打擊宋美齡這些元老派,要之前的掌權者退出,進行世代更替。所以,真正具有時代意義的異議雜誌,是一九七五年康寧祥和黃信介(主要是康寧祥)創辦的《台灣政論》。只是《台灣政論》出了沒幾期,就因為刊登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者邱垂亮的一篇文章:〈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引來當局不滿,才出了五期,就被禁掉。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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