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

Tuesday, April 2, 2019

 

 

編按:台大歷史系退休教授李永熾,不僅是專精日本史的知名學者,且長期從事文史哲譯述,包括水牛、志文、遠景等出版社都可見李教授的大量成果,他也參與報刊雜誌的專欄寫作,且是80年代重要思想刊物《當代》創辦人之一。除了學院內外的文字筆耕,李教授更是知行合一的淑世投入者,他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澄社」創始人之一(也很快退出)、台灣教授協會、建國黨等社團,舉凡五二○農運靜坐、反軍人干政、廢除刑法一百條…等,都可見李教授身影。李永熾教授的學思、行動與今日台灣的政治社會脈動可說同步依存,因而察看他的生平,既可理解台灣如何由威權步向民主,亦可深知未竟之業的關鍵何在。

 

游擊文化預計於2019年5月初出版其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由李永熾教授口述,其大女兒、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李衣雲執筆。本刊獲出版社授權,將刊載該書第十六、十七兩章,也就是從「美麗島事件」前後,再展讀人心激盪的1980年代,以饗讀者。



第十六章 美麗島事件之前的台灣

⊙李永熾口述.李衣雲執筆

1 被迫開放的蔣經國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時,國民黨用盡各種方式要所有人披麻帶孝、沿街路祭(蔣經國死的時候又來一次),學校還規定人們要在手臂上戴黑布,好像還發了黑布,至少台大歷史系辦公室就在分發,但永熾不願意配戴,蔣介石對台灣人做了這麼多惡事,他死了,永熾高興都來不及,才不會為他戴孝。可是,如果分到黑布,不戴上去又會惹來麻煩,所以那陣子他乾脆都不去系辦公室。他還是照常上課,但下了課就走人。蔣介石的靈柩運到大溪那天,馬路上跪了一排又一排的人,張曉風也跪了,為了一個獨裁者之死,每個人披麻帶孝,如喪考妣,永熾覺得荒謬得可嘆又可笑。

 

蔣介石死了之後,國民黨內經過一番激烈鬥爭,最後蔣經國成為接班人。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蔣介石死了之後,國民黨內經過一番激烈鬥爭,最後蔣經國成為接班人。其實在一九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蔣介石的身體就已經很不好了,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後來為院長的蔣經國,已是國民黨的實際掌控者。

說起蔣經國,一九七○年代他最重要的事蹟,就是「十大建設」。很多人一直恭維十大建設,其實「十大建設」當中最後留存下來比較有用的只有高速公路,造船廠並沒有好好發揮功效,中鋼現在幾乎已成為中國的中鋼。永熾認為十大建設只是在替老兵找出路,說得更直接一點,開鑿東西橫貫公路也是蔣經國主導的「退輔會」所為,最大目的就是安置老兵。當初反攻大陸的口號是:「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到一九五六年已經完全破功,那些跟著國民黨來台灣的士兵要怎麼辦?他們本來都想著過幾年就可以回家,沒想到遙遙無期,再加上那時跟中國連通信都不允許,人心怎麼不會浮動?但這些士兵是國民黨的重要權力基礎,一定要穩住,於是國民黨政府必須找事情讓老兵去做,而且要是偉大、重要、有榮光的事,給他們一個為國貢獻的名義,消耗他們的能量。結果,僅僅在開鑿橫貫公路時,就死了很多人。

從政治來看十大建設,永熾認為是因為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又被趕出聯合國,此時國民黨政府已經沒牌可出了,除了「本土化」,沒有其他路可走。於是他們將台灣的定位,從反共的「跳板」轉變成「基地」,跳板只要用過就可以丟,基地的話,則必須要有起碼的建設,十大建設就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否則那時國民黨已經來台灣近三十年,為什麼之前都沒有拿得出手的建設呢?

永熾在一九九一年應美國同鄉會邀請赴美演講時,就提到了這段歷史,他解釋蔣經國所謂的「本土化運動」,事實上不是真正的本土化,而是不得已之下的作法。首先,在國際化方面已經沒路可走,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不被國際社會視為其中一員,等於失去了國際的正當性。即使還有少數國家承認,但失去聯合國會員資格,尤其該資格還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給取代了,使得中華民國的正當性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少了許多。但對於國民黨來說,只要能被視為「民主國家」,那麼就算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際不承認,也不能強力杯葛。

 

於是,蔣經國採取了「本土化政策」來應對這個局面。他一方面攬用青年才俊,拉攏年輕人和國民黨的元老階級相鬥,另一方面任用台灣人,以獲得台灣人民的認同。很多人暗地裡譏諷蔣經國的本土化是「吹台青」:「吹」就是會吹牛,「台」就是台灣人,「青」就是青年才俊,他要用的人需要具備這三個條件。林洋港、李登輝、連戰、蕭萬長這些在國民黨出現的台籍人物,都是蔣經國在這個時候任用的。蔣經國的意圖很簡單,就是收買台灣人心。

以前國際上還有中華民國的位置,國民黨可以據此說他們的政權有合法性,但當中華民國不被國際承認後,國民黨政府就必須從內部去展現,並獲取它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也就是去顯示它得到了台灣人的共同擁戴,於是才會開始建設台灣、任用台灣人。這是永熾對蔣經國十大建設、「吹台青」等作法的解釋。

一九六九年,國民黨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這次當選的中央民意代表算是第一屆,因此也不必改選。在那之前,國會裡的中央民代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選出的,因為國民黨來台灣以後,就說在下次於全中國舉辦選舉前,這些現任中央代表都不用改選,可以繼續留任,但國民黨自始至終都沒有反攻大陸成功,所以最後這些人就變成國民黨的舉手表決部隊。

以立法院來說,七五九個立委裡面,只有十三個台灣人,占不到百分之二的席次,但立法院表決的事卻是要在台灣實行、也只能在台灣實行。這種狀況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也就是前述的政治局勢下,國民黨才說有些一九四八年由台灣選出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或是死了或是因故去職,空出來的缺,就讓台灣人去投票選。

後來一直要到失去聯合國席次之後,國民黨政府才在一九七二年舉行需要定期改選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後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為止,台灣分配到的名額增加得非常緩慢,裡面還有海外由國民黨當局指定的僑選代表,所以即使名額增加,也不算是民主開放,只是為了收買人心。

相較於中央民代,國民黨在政務官方面,任用的台灣人比較多,但也只限於內政部和交通部,這兩個部在中央政府裡距離核心最遠,但和台灣地方內部較為有關,因此這也是一種以台治台的手法。比方一九六○年代初期的內政部長連震東─連戰的父親─是「半山」,算是半個台灣人。

另外,早期政務官及高普考都採省籍配額制,「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就是用一九四八年中國各省的人口,來決定每個省份錄取的名額,江蘇省有四十四個、山西省有十七個,台灣省只有八個。考試時依據考生所屬省籍的名額來錄取,所以即使台灣籍考生的成績比江蘇籍考生高很多也沒有用,八個名額滿了,剩下的就是落榜,而外省人占台灣人口的比例雖然很少,但錄取率卻比台灣人高出很多。直到到一九六二年,國民黨政府才慢慢增加台灣人的任用,比如說加倍錄取,就是讓沒有人應考或未達錄取標準的省份配額,可以拿去錄取台灣人。但其實增加的人數非常少,二十年才增加八個名額,而且當時不是分發制,沒有人脈的台灣人,即使通過考試,也不容易到中央單位任職。國民黨利用這種方式「開放」台灣人參與,藉此收買人心,而許多台灣人竟然也買單,覺得國民黨對台灣人有變好。

永熾認為蔣經國任用台灣人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那時他正為了掌權而與國民黨的元老派鬥爭。當年國民黨內還存有宋美齡的勢力,以及蔣介石系統的元老派勢力,蔣經國要掌權,勢必要鬥倒這些人,所以他結合年輕人,像是知識青年弄的《大學雜誌》來捧他並且罵老人,又例如一九六一年李敖在《文星》寫的〈老年人與棒子〉,剛好也符合蔣經國的意圖。

蔣經國為了結合年輕人的力量,常常約見年輕人,台大哲學系教授劉福增也曾被約見。那個時代一般人都無法出國,但劉福增在見過蔣經國之後,就可以出國了,讓他覺得很是榮幸。

現在很多人恭維蔣經國,說他很開明,讓台灣民主化,永熾聽了都非常生氣,蔣經國對付台灣人絕對不手軟,而且民主是人民的權利,不是獨裁者的恩典,更何況蔣經國之所以建設台灣、逐步開放選舉,都是因為國內外情勢讓他沒辦法繼續完全獨裁統治,才不得不像擠牙膏一樣,慢慢放點甜頭給人民,很多人還感激涕零,真是非常荒謬。

【下週待續】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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