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 Prevails,真相永勝

Sunday, February 24, 2019

 

隨著228紀念日的接近,去蔣呼聲與行動再起,政大學生鋸斷蔣介石騎馬銅像的馬腳,並發表聲明表示這只是清除校園威權象徵的開始。繼文化部長被擁蔣人士公然打巴掌羞辱後,勢必再度引發一陣口水大戰。而執政的綠營,前有促轉會副主委的失言風波,後有去年底藍營大反撲的選舉結果,似乎也難有指望會在轉型正義議題上做出清楚的立場。不如暫時離開台灣年復一年在原地踏步的228紀念活動,讓我們看看地球另一頭的捷克人,如何面對那段黑暗的歷史,如何紀念一位在那個時代殞落的偉大捷克女性,與懲罰她的加害者。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捷克民族對真相的看法。捷克的民族英雄與殉道者揚‧胡斯(Jan Hus,1369─1415)在超過六百年前就為捷克人寫下這個民族的最高價值:「追求真相,傾聽真相,學習真相,熱愛真相,訴說真相,保有真相,捍衛真相,直到死去」(Seek the truth, hear the truth, learn the truth, love the truth, speak the truth, hold the truth, and defend the truth until death)。1989年天鵝絨革命推翻共黨政權後,追求真相成為捷克共和國總統的座右銘,但這不只是政客的空話。在1992年制定新憲法時,捷克人將y總統旗作為標準國徽入憲,上面鑲有Pravda víťazí(Truth Prevails,真相永勝)字樣。捷克人民對真相的重視,已到了信仰與憲法的層次了。

 

捷克總統旗,上書Pravda víťazí(真理必勝)。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瓦解,近代捷克於1918年宣布獨立。由於周圍強權恣意瓜分勢力範圍,加上境內人種複雜,獨立過程十分艱辛。獨立後在托馬斯.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1850-1937)的帶領下,原本國家逐漸步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但位於東西的德蘇兩強虎視眈眈,共和國的安全並不穩固。本文的主角,1901年在布拉格出生的蜜拉達‧侯芮可哇(Milada Horáková,1901─1950),在新共和締造的這一段時間離開少女時代,成為建設近代捷克的先驅者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7歲的蜜拉達就投入反戰示威,抗議帝國徵召超過一百萬的捷克軍伕去打一場與他們無關的仗。雖然因此遭到學校退學,卻奠定了她一生參與社會運動的職志,捷克民族主義的思想也趨於成熟。

 

共和國成立後,蜜拉達繼續她的學業,1926年取得布拉格查理大學的法學學位,成為執業律師與社會運動者,致力於提倡婦女權利與兒童福利。1927年結婚,1933年唯一的女兒出世。蜜拉達也從事政黨活動,1927年加入捷克國家社會黨(CNSP)。至戰前,蜜拉達已累積相當的名氣與政治資源。

 

德國希特勒上台後,蜜拉達與快速滲透入捷克政壇的納粹意識形態直接對撞,對西方與捷克政界與希特勒示好妥協的氣氛憂心忡忡。蜜拉達奔走國際會議,大力提醒西方正視希特勒的野心,無奈國內國外姑息養奸者多,防微杜漸者少。果不其然,希特勒以其導演的慕尼黑協定入侵捷克蘇台德地區,揭開二戰的序曲,而西方坐視不管,等到希特勒揮軍波蘭,一切都已太遲。

 

1938年10月進入蘇臺德區的納粹德軍,隔年3月,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圖片來源:Bundesarchiv Bild 146-1970-005-28 (CC BY-SA 3.0 de)

 

蜜拉達拒絕避走戰禍,留在布拉格直接參預反抗軍,掩護蓋世太保要追殺的人,沒多久自已就在1940年被捕,求處死刑,但最後判八年監禁。蜜拉達被關在布拉格兩年,之後納粹決定將她送往集中營。前往納粹的集中營與宣判死刑無異,但蜜拉達靠其堅強的毅力活了下來,1945年回到布拉格。

 

回到布拉格的蜜拉達立刻發現號稱已被解放的捷克,事實上是掉入另一個更黑更深的死亡幽谷,而西方依然在玩妥協的遊戲,只是這次的對象是東邊的史達林。正如同被出賣的台灣,捷克再度被出賣。西方自認必須酬庸本質與希特勒無異的戰友,東亞的蔣介石與東歐的史達林,加上錯誤的局勢評估,任由台灣與捷克分別由這兩個東方魔頭接管,讓寫出《莫爾道河》的史梅塔納與《台灣舞曲》的江文也的故鄉同遭「解放者」的蹂躪。蜜拉達能夠在納粹的集中營活下來,最後卻死在同胞之手,無數228的靈魂何嘗不是如此?

 

被納粹囚禁四年的蜜拉達沒有挫了她的使命感,回到布拉格之後有感於國家的前途堪虞,立刻重回政治活動。1946年代表CNSP競選成為國會議員,拒絕與共產黨合作,高調批判共產黨。1948年二月共產黨發動政變,蜜拉達憤怒異常,認為捷克的民主已踏上滅亡的不歸路,政府只是被莫斯科控制的傀儡,逮捕暗殺異議人士成為家常便飯。三月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Jan Masaryk,1886─1948)被謀殺,死法與陳文成一模一樣,警方紀錄為畏罪自殺,以超越奧運的跳遠能力跳樓,從窗口躍出,遠離建築落地死亡。

 

揚.馬薩里克並非只是不與共黨合作的閣員,他還是備受敬重開國總統的兒子。蜜拉達對這個政府已不再抱有希望,辭去國會議員以表抗議。逮捕蜜拉達或威脅其生命只是早晚的事,但蜜拉達的民間聲望仍高,當局必須有一套劇本才能動手。一如在納粹政權,蜜拉達盡其所能幫助異議人士逃出捷克,但她不顧所有人的勸說離開她熱愛的捷克,執意留在祖國對抗暗黑勢力。1949年當局的劇本編寫完成,蜜拉達在辦公室被補,以叛亂罪起訴,同案株連甚廣,首謀包括蜜拉達13位,均為政要或知識分子。

 

在公開審判前超過半年的偵查期間,蜜拉達完全無法與外界聯絡,期間受盡虐待,但蘇聯所有的逼供手段都無法擊垮蜜拉達的意志。她堅持自己是依信念行事而不是叛國,而人不可因信念入罪。她承認自己所有做過的事,至於做這些事的行為是否叛國的解釋權在權力者手中,不在她。同案她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沒有在刑求下屈服的被告。

 

當局等到滿身是傷的蜜拉達看不出刑求痕跡後,公開審判,除了軍法官與憲警,旁聽席的觀眾與記者全是當局安排的內應,西方記者只開放兩名,還不能自由發稿。這是遠在莫斯科史達林政權,精心安排出來的政治宣傳大戲,前所未有,更勝於納粹。不但要消滅異議份子,還要讓大眾知道為何要消滅這些異議份子,國家機器必須成功將他們抹黑成全民公敵。

 

法庭上的蜜拉達。Cassius Chaerea@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事實上,共產黨是成功的,審判過程的詰問對答,經當局變造修改後,透過收音機的廣播,成功激起全民對被告的憤怒。審判的最後一天,當局還展示全國寄來的六千多封信件,一面倒要求對被告處以極刑。當然,這些信件不會包括許多西方政治與意見領袖寄來的請願書,希望捷克當局赦免蜜拉達與其他被告,這些請願書來自愛因斯坦、邱吉爾、前美國第一夫人羅斯福、沙特等,但真正做主的克里姆林宮不為所動。

 

1950年6月8日宣判,蜜拉達與其他三名被告處以絞刑,另外四名被告處以無期徒刑,其餘15年到28年徒刑。透過廣播逐一唸出判決,全國歡聲雷動。1950年6月27日清晨4點半,蜜拉達連同其他三名同案死囚被叫醒,前往監獄位於中庭的刑場,不同時行刑,而是依次吊死。蜜拉達被故意排在最後一名,必須先目睹三位難友上刑斷氣。

 

在絞台上,蜜拉達最後的遺言被紀錄下來,筆者擇一英文翻譯抄寫如下:

 

"I’m falling, falling. I have lost this battle, but I leave with honor. I love this land, I love these people, build prosperity for them. I depart without rancor towards you. I wish you this, I wish you..."

 

「我正在倒下,倒下。我打輸這場仗,但我帶著光榮離開。我愛這塊土地,我愛這群人民,為他們打造幸福的榮景。我不帶著對你的怨恨離去,我希望你這樣,我希望你.....」

 

低吟著希望的蜜拉達,雙腳驟然懸空、抽搐,1950年6月27日清晨5點35分,生命在布拉格的潘奎克(Pankrác)監獄結束,48歲,留下被監視的女兒、流亡的丈夫,與她熱愛的捷克。女兒要等到1968年才得以離開捷克與父親會合,布拉格的春天還要再等四十年。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燒起一片去俄國化的運動,以為春天已到的捷克當局宣布蜜拉達1950年的判決無效,但布拉格之春引來蘇聯的坦克車與20萬大軍入侵,完全佔領捷克,碾碎捷克的民族復興運動。蜜拉達案要等到90年代才正式平反。行刑前蜜拉達在獄中寫了最後的遺書,分別給她的女兒、丈夫、妹妹與婆婆。被當局攔截,至民主化後才被找到。這些遲到四十年的遺書,最後終於交到女兒手中,字字血淚。

 

民主化後,這位了不起的捷克女性重回捷克人的記憶,布拉格一條繁忙的大道以蜜拉達的全名命名,市中心也建立一座蜜拉達的紀念碑與銅像。蜜拉達被處死的忌日成為共黨政權受難者紀念日,提醒捷克的兒女勿忘那黑暗的年代。就如如同許多紀念死難同胞的銅像一樣,人們也立像紀念前述被謀殺的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與此成對比的是那些曾經在布拉格有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史達林銅像石像早就一掃而空(參閱〈史達林雕像,另一個不知感恩的故事〉),連要洩憤潑漆或鋸馬腳的機會都沒有了。

 

 布拉格的蜜拉達紀念碑。圖片來源:Luděk Kovář, 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審判蜜拉達的法官群裡有一位叫盧米拉(Ludmila Brožová-Polednová,1921─2015)的女檢察官,她在2006年以蜜拉達的加害者身分被正式起訴。那時盧米拉已85歲高齡,身體欠佳,希望捷克總統能以健康問題赦免她,但總統拒絕,認為這是轉型正義極重要的究責過程。

 

捷克歷史學家Tomáš Bursík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一個黑暗的時代不是光靠統治者與祕密警察的監獄與刑具造成的,而是每位墮落的法官、律師、警察、教師、記者所必須承擔的罪過。2008年盧米拉被判徒刑6年,關入當年她目睹絞死蜜拉達的潘奎克監獄。2010年底,捷克總統以民主國家慈悲的理由捨免已90歲的盧米拉。

 

盧米拉的律師在審判的過程提出另一個赦免的理由,指出1950年時盧米拉只是法學院一年級的實習生,豈能影響什麼?這個理由不被法官接受,認為盧米拉有足夠的自由與知識提出質疑,也能選擇自己的態度與方式對待蜜拉達。這讓筆者想到高票當選的新北市市長侯友宜,當年他這位小刑警是如何抓鄭南榕的?選民似乎無所謂;更是想到國民黨1980年的大秀,美麗島世紀大審,當時論告的低階預備役少尉軍事檢察官林輝煌,官拜司法官訓練所長,還幾乎當上了大法官。

 

其實布拉格1950年的那場審判大秀,酷似1980年的美麗島大審。算來台灣統治者的殺戮落後了30多年,1947年哪要審判?見人就殺,抓了就消失。至於現在,到處仍充滿蔣介石的銅像,宮殿般的紀念館,加害者無一人被究責得到處罰,這點台灣落後無數年。

 

思此氣結,今年的228,建議讀者觀賞2017捷克與美國合作拍出的電影,Milada,相當忠於史實,足以了解那段歷史,英語發音。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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