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面對險阻應承擔起責任

Thursday, January 24, 2019

 

去年,週刊揭露「花蓮王」傅崐萁任內以價格從14到28萬不等的標案,請許多在地媒體人協助做輿情收集及調查,希望記者可以當縣府的「體制外的民間好友」,協助掌握地方民情。其實,這種情況已經變成大家不能說的秘密。因為新聞產業的利潤下降,甚至地方記者因薪水低落,而必須要協助媒體拉廣告,或是自己成立媒體公司接案,早就不是新聞。

 

2018年12月,《鏡周刊》報導傅崐萁在擔任花蓮縣長任內共發包25個縣府媒體採購案,委任「花蓮在地記者」進行輿情掌握。圖為傅崐萁。圖片來源:Jinn0125@維基共享資源(CC 0)

 

媒體的社會責任論是很早期的傳播理論,綜合各家觀點來說,社會責任論主張,媒體的角色不該只當政府的傳聲筒,而更應該要自由的傳播資訊與思想,能夠讓真相顯現,並且讓真理得到辯證,擔任起「第四權」的角色,成為監督政府或是有權者的重要力量。但拿到台灣的現在真實情況來看,真的很難做到。

 

媒體現況確實艱難。首要者,乃一般民眾的流失,導致媒體越來越少人看。不只是電視新聞近年來閱覽率下降,就連報紙的印量也是「直直落」,所以各大媒體求售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因此,電視台開始發展網路、文字媒體,紙媒則開始發展網路、影音新聞,就是為了打破過去的窠臼,希望尋找獲利新模式,並且在媒體寒冬中能夠倖存。

 

其實,媒體寒冬不是只在台灣發生。全世界最多人看報紙的國家——日本,國內報紙印刷量也是不斷下滑。以全日本最大的《讀賣新聞》來說,雖然該集團龐大到擁有一支棒球隊,並成為朝日電視台主要股東。但是母企業的報紙印量,也從2008年的每天1千萬份,下滑到今年的每日850萬份,下滑幅度驚人。畢竟,現代人看手機、上網,要瞭解社會的脈動,已經不必仰賴報紙了。

 

看到台灣媒體的慘況,一般民眾可能只會說:「媒體那麼難看,誰要看?」、「為什麼不報國際新聞」。但實際情況來說,除了公廣集團及中央社外,媒體並不是國家補助,而是商業媒體,更何況公廣集團及中央社每年仍有部份自籌財源。因此,廣告跟瀏覽率當然是重要參考依據。民眾在罵媒體的同時,是否了解所謂的應該播的國際新聞、深入報導,各家媒體幾乎都有花人力去做,但在點閱率及收視率奇差無比的情況下,大家又怎麼維持得下去呢?

 

很諷刺的是,娛樂、花邊、社會議題的新聞,反而瀏覽率永遠名列前茅。在這種情況下,以獲益做為考量的商業媒體,也很難願意在投注心力在深入的專題上。被批評愛錢也好,或是不知反省也罷,但在台灣民眾長期對媒體的「狂暴化嘲笑」背後,許多人其實是連花錢買報紙、支持媒體都沒有,更不用提了解媒體環境的艱難。

 

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0)

 

當然,在這次的事件中,許多記者在事後還大言不慚的說此乃各取所需,或是反過來批評揭發的人,相當令人匪夷所思,甚至令人憤怒。因為,這根本就是汙辱記者這個行業。但是,不是不能了解這種情況的發生。更何況,除了個人外,媒體本身承接政府標案,或是與政府單位合作活動,亦日漸頻繁,這也是要值得深思的問題。更可以說,這種定位混淆的問題,媒體業者也是共犯,不是只有記者。

 

身為一個前媒體人,對於線上的艱難自略知一二,也對前同業於業配與新聞自由之間的掙扎時有所聞。很幸運的,過去因為採訪路線與所處媒體的關係,並不需要面對這種掙扎,而能夠專注在新聞表現上。但要如何改善現狀,或是要如何解決媒體在公信力或是閱讀率兩者,都不斷下滑的情形,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一起提出檢討改進的思維,讓媒體整體素質能夠再次提升。

 

除了一味地檢討媒體外,培養閱聽者本身的媒體識讀,甚至,要如何改變媒體現狀,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要能夠營造更好地媒體環境,也不是幾句傳播理論就可以說得清。其實,目前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但有了揭露才有開始,要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這是媒體所需承擔的責任。身為閱聽眾,每一個人也是責無旁貸。

 

 

 

作者曾經差點踏入教育現場,最後選擇成為逃兵。由於對於媒體的熱愛,憑著熱情與傻勁,離開校園後就一腳踏入媒體圈,但是咬了幾口蘋果後,選擇暫時出走,踏入距離台灣2000多公里的日本,尋找人生的下一個目標。目前是個剛踏入日本的東京新生,持續努力尋找自己的價值與方向,期盼有天可以努力提升自己與增長見聞。東京車站是踏入東京的起點,到東京的旅程從此開始,不確定未來,但確定的是會努力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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