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到底怎麼了?(1)──冷戰後的自由民主陣營如何走至困境

Sunday, January 20, 2019

 

在1991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等共產國家相繼解體後,整個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的樂觀情緒充分表達在政治學家福山的名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的確,在後續的十年中,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加速攻城略地,當時可能沒有人能想到,這股看似勢不可擋的狂潮,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即將結束的現在,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試圖提出一個簡明的歷史框架,來解釋為什麼在二次大戰後建立的這套秩序,在幫助美國陣營打贏了理應是難度更高的冷戰後,反而陷入了危機。

 

政治學家福山的名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反映了1991年「蘇東波」後,整個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的樂觀情緒。圖左為福山2016年在巴西聖保羅參與Fronteiras do Pensamento活動(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2.0)。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由美國財政部官員Harry Dexter White 和名經濟學家凱因斯聯手所建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布列頓森林是美國新罕布夏州的一座度假城鎮),不但為世界經濟提供了一套新的理念,並創造了兩個新的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這個新理念,照哈佛大學知名土耳其裔經濟學家Dani Rodrik的看法,便是「歷史經驗顯示,國內需求一旦與全球經濟的要求出現衝突,終究回由國內需求勝出。凱因斯與White 理解到,寧可接受此一現實而在系統中設置安全閥,也不要漠視這種情形而冒上徹底崩潰的風險。」

 

照Rodrik教授看來,根據這理念所建立的體制和機構,一方面容許足夠的國際規範與朝貿易自由化進展,但也讓政府擁有相當的空間以便因應國內的社會與經濟需求。而多邊主義是這套體系運作的具體原則,這意味著規則和信念系統從此以後將透過國際機構運作,而不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或者帝國統治。

 

雖然美國在幕後的影響力不容否認,多邊主義卻為這些機構賦予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全球各地建立了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首(其他如美澳紐的防禦公約、東南亞防禦公約、美日安保條約)的各種多邊、雙邊軍事體制來圍堵蘇聯陣營。

 

事實證明,在兩大陣營經過四十年左右的冷戰後,美國靠者經濟、科技和文化娛樂等軟實力上的優勢讓蘇聯崩潰,被解放出來的東歐前蘇聯衛星國也一面倒往西方靠攏。在亞洲,中共一樣靠著成為對付蘇聯的籌碼,得到美國在各方面的輸血才順利的推進改革開放(在白邦瑞的名著《百年馬拉松》中提及,雷根時代雖然表面上對台較友善,但提供了非常多武器給中共)。

 

雖然當時有另一位大牌政治學家杭亭頓以《文明衝突》為人們的樂觀敲了警鐘,但回顧整個90年代,一切的確往世界更自由、更開放,人類社會更繁榮的美好方向前進是無庸置疑的。先是老布希總統領著三十四國聯軍,在聯合國授權下弭平了海珊的野心侵略,再來民主黨出身的柯林頓總統,卻一反民主黨親工會的傳統,大力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和說服國會批准關於牽涉到123個國家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協議。

 

民主黨出身的柯林頓總統,一反民主黨親工會的傳統,說服國會批准關於牽涉到123個國家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協議。圖為1994年4月15日,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GATT最後一任,也是WTO第一任總幹事(Director-General)Peter Sutherland拿著一份簽署的蕆事文件(Final Act)立於其他已簽署的蕆事文件之後。該年年底,美國國會通過。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貿易上有了大幅進展後。美國更全力親自或是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營救出陷入金融危機的墨西哥、印尼、南韓。當國際貨幣基金要求印尼就導致危機的印尼經濟問題進行大幅改革,卻牽涉到蘇哈托總統家屬和親友資產的政治敏感問題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背後推動,堅持以這些改革做為放款條件。蘇哈托不從,柯林頓親自打電話給他,奉勸他接受這些條件。最後,許多要求都付諸實行。

 

危機消退後,1999年2月15日當期的《時代周刊》封面報導凸顯了柯林頓政府國際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封面出現美國權力最大的三位財經官員─財政部長羅伯.魯賓、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桑默斯和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鮮黃色的標題稱他們是「拯救世界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

 

也就從這時候開始,造成這個體制崩裂的因素開始慢慢出現。但在一開始,這因素卻還是被認為是重大成就——那就是美國國會先在2000年4月批准給與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從而清除了讓中共在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後一道障礙。在中共入世後,外商投資大舉湧入,從2001─2008年,中共出口每年成長高達驚人的27%,從2千6百60億美元增長為6倍,達1兆4千億美元。

 

而真正種下日後災難禍根的,就是中共為了避免貨幣升值,將賺到手的美元反過來大量購買美國公債,將美國公債的殖利率拉低,使得金融市場上缺乏高報酬率的投資工具。瘋追逐利益的華爾街銀行家便設計出種種複雜的高收益/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以房貸抵押的債券等,在隨者美國房市因為聯準會的寬鬆政策越走越高也同步擴長,終於在2008年泡沫破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2008年的金融風暴,不只是美國本身經歷了192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少歐洲國家利用歐盟統一貨幣的優勢大舉借貸的問題,也緊接被曝露出來,差一點引發希臘和歐元脫鉤的危機。

 

2008年的金融風暴,不只是美國本身經歷了192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少歐洲國家利用歐盟統一貨幣的優勢大舉借貸的問題,也緊接被曝露出來,差一點引發希臘和歐元脫鉤的危機。圖為2012年仍陷於國債危機的希臘雅典街頭。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歐洲又遇到以逃避敘利亞內戰為首的大批中東和東南歐移民湧入,和伊斯蘭恐怖份子的恐攻威脅。支撐這套布列頓森林體系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西歐各國,一個接一個遭遇反移民、反全球化民粹政黨的襲擊。而集一切之大成的,就是川普在跌破眾人眼鏡的驚呼中,奪取白宮大位。

 

而追根究柢,會形成今日困局的原因除了讓中共入世,加入全球經貿體系形成的全球經濟失衡外,另外兩個原因和美國自己內部脫不了關係。

 

第一,是小布希政府在911後對美國獨強的實力過度自信,於是草率的決心再度攻打伊拉克。在推翻海珊後,扶植上台的新什葉派政府卻無情的迫害失勢的遜尼派軍人和民眾,使他們被基地組織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團體所引誘,最後匯合成肆虐伊、敘兩國的伊斯蘭國(IS),並引發大規模難民潮。

 

第二是整個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華爾街的力量太大,使得打者自由化、去管制的金融創新徹底失控,美國金融在7、80年代佔全國GDP的比例僅僅3%,到金融危機爆發前,卻膨脹成8%左右,金融界的利潤更佔了所有上市公司的一半左右,金融從業人員的平均薪資也膨脹到全國平均薪資的四倍。

 

所以總的來看,美國這種獨強的地位,讓它在冷戰結束後,不是過於自信就是過於草率,一路上做了非常多錯誤的決定,而種下今日整個以一整套相對公平規則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社會受到民粹主義、極端伊斯蘭以及以中共為首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的挑戰。川普的崛起就是這種種壓力下的經典產物,他和他的團隊是否能有效應對挑戰,讓美國再次偉大呢?且待筆者下回分曉!

 

川普的崛起就是這種種壓力下的經典產物,他和他的團隊是否能有效應對挑戰,讓美國再次偉大呢?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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