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價值在邁向平等自由的可能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台灣在英國《經濟學人》信息社(EIU)近日出版的全球《2018民主指數》中排名第32,亞洲排名第5,僅次於紐、澳、韓、日。這份指數依據五個項目評分:「選舉過程及多元程度」、「政府功能」、「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公民自由」。台灣在「公民自由」和「選舉過程和多元程度」兩個項目表現傑出,分別獲得9.58及9.12分,「政府功能」也不差,得了8.21分,但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兩項上表現不佳,分別只得了6.11和5.63分(滿分10分)。後兩項的分數使得台灣在分類上,僅僅屬於「有缺陷的民主」國家,而不是「完全民主」的國家。

 

 

這份指數把民主「量化」,方便我們把世界各國民主化的程度放在一個框架中去定位和比較。雖然這可能讓國人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總共165個國家和地區),也許還會增強我們捍衛民主的決心,但不若我們把決心建立在對「民主政治」之價值的充分理解上。《民主指數》在這點上貢獻有限。

 

眾所週知,在民主社會裡,為自己贏得下一場選舉,永遠是政治人物優先關注的大事。對政治人物而言,贏得下一場選舉,才有主場優勢去贏得再下一場的選舉,而不是才有機會去實踐一組自己嚮往但選民還無法認同的理念和價值。對執政者而言,施政就是競選,對在野者而言,質疑、批評、監督政府也是競選。在民主社會中,競選是生生不息的必然,爭取選民的認同,而不是改變選民的價值觀(這幾乎是政治人物的不可能任務),才是「做政治」的王道。

 

爭取選民的認同,而不是改變選民的價值觀(這幾乎是政治人物的不可能任務),才是「做政治」的王道。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政治可以很庸俗(通常只是在迎合多數選民的偏好),但並不一定是壞的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是「最不壞」的一種政治。理據之一:就歷史經驗而言,民主政治,即使經常效率不彰,至少會讓一個社會在統治權力的激烈競逐過程中維持和平,避免殺戮。理據之二:就願景而言,民主政治會讓一個社會有機會逐漸成為所謂「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或者「自由人之間的平等共同體」,而這樣的機會(即使只是機會)則是任何非民主政治(無論這樣的政治會帶來什麼其他好處)絕對無法承諾的。

 

必須承認,民主政治提供的,只是社會轉型的機會,並不是社會轉型的保證。如果援引第二項理據來辯護民主政治,不是在唱「民主高調」而已,那麼,我們必須回答的真實問題就是:民主政治如何「可能」讓一個社會轉型成為「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轉型成功的條件是什麼?

 

對此問題,有人也許會寄望於英明的政治人物或進步的政黨,但我傾向認為,沒有覺醒的選民,民主的承諾終究是空的。更明確地說,鑑於「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重頭戲,民主政治是否能夠「化可能為現實」,讓一個社會逐漸成為「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關鍵在於「選民」是否相信「自己的社會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個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以及是否有足夠強烈的意志要用選票來引導政治人物去實現自由與平等。

 

這是對選民過度而不切實際的期待嗎?也許是。但如果多數選民不覺醒,欠缺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和相應的政治意志,不認真(或者沒有能力)追究候選人的政見、惑魅於所謂的「網路聲量」或「媒體形象」,那麼,民主政治會令人失望,也就不令人意外。該受到究責的最終對象,當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人物,而是要回到選民自身。作為選民的我們,必須通過(而且只能通過)政治參與、持續地(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從一次一次的選舉經驗中自己覺醒,從而認真看待政治。

 

如果多數選民不覺醒,欠缺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和相應的政治意志,不認真(或者沒有能力)追究候選人的政見、惑魅於所謂的「網路聲量」或「媒體形象」,那麼,民主政治會令人失望,也就不令人意外。圖為1124大選中等待投票的民眾。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有論者或許會問:作為選民的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台灣可能成為一個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

 

必須承認,台灣社會,即使沒有中共的威脅,仍然受困於貧富差距惡化、區域發展不均、社會流動停滯,目前距離「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尚遠,因此,我們沒有經驗上的理由去相信說這個距離會快速縮短。不過,我們必須相信,「台灣社會(在能夠成功抵禦中共併吞的前提下)成為一個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之可能性。

 

因為否認這個可能性,就等於承認說,我們欠缺了某些道德能力:或者,無論教育的條件多麼良好,我們都沒有能力去理解自由平等的內容是什麼、價值何在,或者,我們能理解自由平等的內容及其價值,但天生就欠缺了相應的動機或意志去追求其實現。而一旦我們承認自己具有這樣的缺陷,我們就開始會懷疑:台灣是否真的有充分的理由非要施行民主政治不可?但是我們不懷疑。換言之,由於我們相信台灣必須捍衛自己的民主政治,我們必須相信「台灣社會成為一個平等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之可能性,而且我們也必須相信自己具有維繫這種共同體的道德能力。

 

 

 

作者為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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