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真理觀的構造——一個哲學人類學的考察

Tuesday, December 25, 2018

 

說出真理,對於台灣人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為我們並不需要為真理付出代價,更不用像蘇格拉底般殉道,也毋須害怕被同胞嘲笑或有危險之虞而畏於說出自己所認可的真理。如同被台灣人奉為圭臬的話語:先活下去我們才能討論自由,先有麵包我們才能討論政治。而本文以此出發,區分真理的類型,並重新診斷台灣人真理觀的內部缺陷。

 

在古典意義底下,追求真理往往伴隨著危險。從原先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在「洞穴之喻」當中提到的「如果說出口,必將遭到處死的洞穴之外的真理」,到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直到最後一句話仍在為他所建構的人造軀體學說辯護:(自己的學說)因為不違背人們的利益,也不會違反人們娛樂消遣的真理,會受所有人歡迎(Denn solche Wahrheit, die niemandes Vorteil oder Vergnügen entgegensteht, ist allen Menschen willkommen)。霍布斯極力訴說,自己的人造軀體學說是不違背上述條件才得以受歡迎的真理。這樣的變動,反證了在西洋古典的認知中,說出真理必然遭致生命安全的威脅,所以僅能訴諸大家都同意甚至不能影響他人利益的話語,然在此情形下,該真理被附加了無關緊要的特質:因為不能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也不能涉及於人與世界之間的真理,最後就僅剩下數學等等與價值無關的、符合上述條件的真理。

 

 

從原先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在「洞穴之喻」當中提到的「如果說出口,必將遭到處死的洞穴之外的真理」以降,在古典哲學意義底下,追求真理往往伴隨著危險。圖片來源:Jan Saenredam@維基共享資源(PD)。

 

該真理觀意味著以下兩種特性:第一、真理僅在我們經驗世界之外:即使有三角形之合等於一百八十度的幾何概念,或許能幫助我們釐清世界的感官質料,但是一百八十度或者角度的多寡並不介入我們的生活之中。換言之,三角形之合就算小於一百八十度也不至於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真理必然是在我們經驗世界之外。第二、真理隱密於私人關係當中:「真理是,我想要相信為真,所以為真」的弔詭論述,因為不影響他人的真理,並不需要他者介入批判的視野當中,所以真理僅適用於「沒有他人在場」的、「我所認可」的基礎之下,因此它必然具有私密性,且效果僅限於自己。

 

這樣「外於經驗世界」並「內於私人關係」的真理,相似於哲學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所區分的「理性真理意義下,數學式的、科學式的以及哲學式的真理」(mathematische, wissenschaftliche und philosophische Wahrheiten der Vernunftwahrheit),以及「事實真理」(die Tatsachenwahrheit),後者牽涉到人、事、時、地與物之間的關係,但是它卻異常的脆弱。漢娜鄂蘭以托洛斯基在蘇聯教科書上從未出現過為例,來證成「事實真理」的脆弱。同時這樣的真理必然牽涉到人們後來如何去詮釋以及書寫的問題,因為「事實真理」涉及到在場者以及時序上的差異,同時這樣的真理既介入政治也受政治介入,其脆弱性的特質,在它一旦失去了繼續傳遞下去的記憶或者記載,它將永遠地逝去且不留痕跡,更甚者,遭遇扭曲而面目全非。儘管我們會遇到歷史學家以及哲學家討論已久的,揀選史料以及編撰的問題,但這都不會因此解消「事實真理」的實存問題。如同鄂蘭引用法國總理Clemenceau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罪責問題)我並不清楚,但有件事是千真萬確的,就是將來並不會有人說,是比利時入侵德國。」

 

漢娜鄂蘭以托洛斯基在蘇聯教科書上從未出現過為例,來證成「事實真理」的脆弱。圖片來源:Bernd Schwabe in Hannover@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事實真理」儘管可能遭逢各種變故,但它先天具有「理性真理」所沒有的特性:它屬於人類事物(die menschlichen Dingen,鄂蘭語)所轄。因為它必然有許多人介入其中,並且也仰賴人們的見證(das Zeugnis),所以當中除了有創造歷史的行動者,還預設了許多見證者、言傳者以及紀錄者,將實際發生的事件放入私領域或公領域的討論當中,這將產生出政治思想的基礎,而「理性真理」則成為哲學思考的養分。

 

台灣人奉為圭臬的「經濟優於政治自由」思維,恰恰體現出「理性真理」的兩種缺點:第一、僅僅將經驗世界之外的假設視為唯一真理:只想著足夠的錢是生活的基礎,卻遺忘了沒有自由且健全的社會網絡,即使有錢也無從安放,正因為台灣人相信有錢得以處理所有社會衍生性問題,因而阻礙了台灣制度性的改革。第二、私密性:台灣部分商人基於相信上述真理,因而認定「『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是個人意見表達,可以以此換取經濟特許」為真且可行,因此「個人溫飽以後自由才得以可能」。這正奠基在因為「我想要相信它為真,所以為真」的私密性特質。然而相信個人私密性的真理間接造成了台灣在身份認同的阻礙,所以中國得以對部分台灣人需索無度的強迫性認同,並扭曲了世界對「台灣人」這個身分的認知。

 

本文基於上述兩點台灣人真理觀的特質,造成台灣人面對到學術上證成的知識時,往往將其歸因於「這僅僅是他的個人觀點」,而不去確證或反駁。當面對任何價值選擇的問題時,往往將選項的不同「尊重」為價值多元論,而放棄了評價任何價值選項的能力。儘管台灣從不缺乏審時度勢的見證者,也從不缺乏優秀的歷史家,但我們始終選擇在經驗世界中缺席,所以會錯認鄰國是敦親睦鄰的他者。

 

而善良的台灣人為了緩和與極權國家交往的違和感,竟也呈現真理的私密性缺點,溫柔地以價值多元主義論為極權國家辯護,以此免去兩國交往上心理些許的不協調。然而,台灣人什麼時候才肯為自己、為同胞在世界當中安放屬於我們的位置呢?我把這個提問留給各位,被迫在啟蒙與蒙昧中徘徊的台灣人。

 

 

 

作者為正走在研究鄂蘭的知識道路上,渴望拾起她碎裂的臉孔,銘刻在名之為福爾摩沙 破碎不堪又善於遺忘的島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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