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余英時的學術與中國情懷

Friday, November 23, 2018

 

 

 

我其實不是余英時先生最好的詮釋者,他的學生很多,我只是他不及門的私淑學生。但是由他的入室學生來寫,究竟不是很合適,而我不是他的學生,或許反而可以讓我對他有更爲客觀的剖析。我對他的學問不僅可以提供一定的客觀態度,而且由於我與他非常相似,原先都是對西洋史比較有興趣,因此應該可以有一種切身的感受,寫出内心的共鳴或互為對位的交響樂章。

 

由於我最近一年來搬家,許多書打了包,都還沒有打開,所以這裡寫的差不多完全是凴記憶所得,無法註明出處,更無法引用原文,希望讀者原諒。 

 

余先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學者,遊弋於學術的理性,自由,及民主的嚮往,與民族主義的感情之間,使他成爲一個筆鋒銳利,而能勇敢追求是非的,極爲傑出的近代學術大家。這一點不用我多說,只要曾經看過他的文章或論文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余先生出生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國最爲動亂,侵略與内戰交織,天災人禍,顛沛流離的年代,如果他因此對時局的變化特別敏感,而格外憧憬合理的政治世界,乃至於形悲天憫人之情為筆墨文章,那真的是今天台灣的草莓族所難以想象的。這樣的閲歷是他學術特質形成的背景及脈絡。

 

最近美國思想界流行討論「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大家喜歡提到的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5年寫的〈記民族主義〉。在這篇文章裡,他把「民族主義」痛罵了一頓,主張人應該要愛國,但不是國家所做的一切都必須接受,把國家作為第一理由、要義(raison d’etat)。歐威爾認爲後者就是「民族主義」,不應鼓勵。如果歐威爾的説法是對的,那麽余先生當然是一個非常理智的愛國主義者,而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者」。

 

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5年的〈記民族主義〉中主張人應該要愛國,但不是國家所做的一切都必須接受,把國家作為第一理由、要義(raison d’etat)。歐威爾認爲後者就是「民族主義」,不應鼓勵。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余先生在1950年代初讀書新亞書院的時代,積極參與了許多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活動。他參與的多是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及西方制度的活動。他們主要是針對中國共產黨,但是有時不免也會觸及臺灣的時局(特別是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才實施不到十年,就推動修改,準備讓他連任第三屆總統),因此余先生也就犯了大不諱,領不到中華民國的護照,差一點去不了美國交流與讀書。雖然最後因爲美國人的幫忙,才得以成行,但也因此不得不使用所謂的「無國籍身份證明「十多年,直到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身份爲止。他對這件事雖然不常提到,但是他也不會規避談及這個經驗,這就表現出他的確是「愛國」,但絕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當年要去香港教書,也曾經領用相同的證件,長達數年,因爲香港政府不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護照。)

 

這個政治態度與他的學術方法有密切的關聯。這個或許應該從他討論胡適的一些文章說起(主要是1983年替聯經版《胡適年譜長編初稿》所寫的導論;我還沒有看到增訂版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胡適的確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能完整地站在中西文明比較的立場上面,理性地討論中國政治文化缺乏民主自由觀念的第一人。余對胡適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他自己一生的努力也的確與胡適先後輝映。

 

余先生指出胡適認爲中國哲學傳統雖然各有家法,取徑不同,但主要是方法上的歧異。這多少好像是說沒有真正是非不同。我覺得余的分析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胡適最重視檢驗真理的方法基礎;一旦覺得在方法上滿足了理性的要求,那麽它就有被接收的理由(這的確是杜威的「實用主義」)。這就是胡適之學術、乃至於政治觀的「開放性」,也是他說出那句令人詬病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基礎。

 

余英時就不這樣和稀泥。他對於民主制度及自由思想的信念也從未動搖。他早在入大學讀書之前就已經對共產思想感到幻滅,即使是在燕京大學的一年多,雖然對共青團的活動感到有趣,過得也算愉快,但是他始終對於建立在權力上面的政治組織沒有興趣(雖然自承有很短時間染上了「左傾政治病」)。

 

換句話說,他一輩子的人生信念早在當時已經確立,幾乎沒有改變過。這一點與許多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都還要早(例如朱熹是37嵗,用艾略遜 [Erik Erikson] 的説法這就是達到了自我認同的年紀)。胡適就似乎沒有明顯的從一而終的思想。當然,這樣講胡適並不完全合適。我認爲主要是胡雖然對於中西文化的比較以及對民主、理性及自由都有深刻的執著,但的確也相信文化多元的現實,不輕易以自己的信念加諸別人,因此顯出雍容大度的領袖氣質。這是他非常令人欽佩的地方。

 

余英時自己所宗仰的觀念,不管是政治思想或現實,學術理念,或甚至於日常生活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堅持。所以他除了常常替別人寫序(他如果答應寫序,就一定通讀全書,非常謹慎,不像我有另外一個也很佩服的老師,也常常替人寫序,但卻會不認識著者,所寫有時竟與書的内容風馬牛不相及)之外,對於別人與他不同觀點的文章或書,只要讓他注意到,並且事關緊要的,他幾乎一定都會批駁。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對錢新祖所寫有關焦竑的書的嚴厲批評,文長達60多頁。這件事在臺灣有很多人因此對余先生非常不諒解,但是我想不管兩人有什麽私人恩怨,錢新祖的書畢竟有受人詬病的把柄,再加上他的老師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在做學問的方法上與余英時有相當的軒輊,所以無怪乎他會重手還擊,說明他的見解。除了錢新祖之外,還有汪榮祖以及楊儒賓。這些日後有機會可以再來討論。

 

余先生對於別人與他不同觀點的文章或書,只要讓他注意到,並且事關緊要的,他幾乎一定都會批駁。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對錢新祖所寫的《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的嚴厲批評。圖為該書中譯本。圖片來源:台大出版中心臉書。

 

很有趣的是余最好的朋友之一,牟復禮(Fredrick W. Mote),也一樣的敢於直言。牟是敦聘余到普林斯頓最重要的人。單我記憶所及,牟至少也曾寫過三篇很長的書評論文,批判三位非常有影響力的美國漢學家(魏復古Karl A.Wittfogel、梭樂文Richard Solomon,及狄培理)。兩人途徑真的是轉相扶持而壯大。余所品評過的西方漢學家,而且形諸筆墨的還有畢漢斯(Hans Bielestein)、德效騫(Homer D. Dubs),以及我的老師芮沃壽(Arthur F. Wright)等,不過都是提到而已。比較重要的則是他對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看法。

 

我不記得他是不是曾經具體著文批評李約瑟,但是我認爲在兩個觀點上,余是不會同意李約瑟的。首先,李約瑟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帶有左派的色彩,甚至於替中共做宣傳。其次是李約瑟的科學史觀認定科學是人類都共同會發展的目標,不僅客觀而且是符合人類追求福祉的理想。因此人類文明都會朝向科技的進步而發展,只有先後不同而已。在這樣的信念之下,中國最終也會發展出與西方一樣的科學革命和科技生活。李約瑟這樣的意見充分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進步信念和樂觀態度。

 

但是這就影響了他對中國的認識。從這兩點來看,余當然不會跟李約瑟有相同的研究取向和方法。我這兩天匆忙看了余的自傳,果然看到他多次批評李約瑟。事實上,我認爲余在50年代是不可能對李約瑟有這樣的認識的。果然,自傳中他提到是受到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影響。上面提到我的老師芮沃壽。芮先生就是第一個在文字上公然質問上面所說的第二點的重要史家(見1956年的《美國歷史評論》中的書評)。很多與他同輩的學者都持這樣的批判態度,認爲中國歷史有它自己的特色,不能幼稚地認爲中國文化是以發展科學為其中心使命。

 

余英時與李約瑟觀點不同,對其多有批評。圖片來源:Kan Wen Ma, 1988, wellcome collection (CC BY 4.0)。

 

依我個人言之,雖然我是芮沃壽的學生,但是我還是認爲科學作為人類生活當中的一個部門,應該是各文明都必然會處理的;研究各國文明的特質,並不妨害我們問一個文明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因何會比較遲緩這樣的問題。1978年我和臺北一些朋友籌劃出刊《史學評論》,大家公推應該找余先生來寫發刊詞,他便提出尋找中國文明的特質作爲新一代歷史研究的第一要義。我一看就知道這正是他和他的同輩學者們的共同關心。事實上,後來鮑弼德(PeterK.Bol)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書評時,也觸及中國文化的普遍性的問題。

 

我已經寫得很長了,不過覺得還應該討論他對陳寅恪及錢賓四的解釋,他的宗教觀,以及他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質,現在暫時停筆。

 

 

 

作者是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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