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音樂有惡魔嗎?

Sunday, November 18, 2018

陳其邁造勢晚會採用李斯特交響詩的《前奏曲》,引起焦元溥的批評。圖片來源:pixabay (CC 0)

 

在英美的戰後政治,只要有人用希特勒指控或影射主要政治人物,就算不被噓爆,也很難被嚴肅以待。面對這種指控不必辯論或反駁,指控者幾乎一出口就輸了,因為英美的政治傳統完全找不到可和納粹政權相提並論的元素。然而在台灣不同,對完美領袖絕對的服從,鮮明存在不算太久的過去,至今仍是許多人揮之不去的噩夢,指控國民黨政權如納粹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加上轉型正義蹣跚起步,只要巍峨的中正紀念堂存在一天,其政治繼承人就要概括承受。

 

族群的界線明顯,這是民主化後綠營的政治提款機,但也無可抵賴,國民黨除了打仗不如人,哪個納粹的統治術國民黨沒有?因此台灣民主化後,指控對方如希特勒無疑是很好用的攻擊語言。令藍營無奈的是,這永遠是綠營的專利,藍營只有悶著被打的份。但藍營還是有機會,只是需要點知識,需要點文青的想像,若找到機會狠貼綠營人物希特勒小鬍子,豈不快哉?

 

一切還是選舉症候群。韓國瑜的群眾在岡山興奮地高唱〈夜襲〉,要鑽入敵人的心臟,引發綠營強烈不滿。原本嘻皮笑臉打爛仗的韓國瑜大有斬獲,卻因這一曲軍歌,再度喚回歷史糾結。綠營認為民主時代視政治對手為敵人,還要血腥殺戮,十分不當。〈夜襲〉也喚起二戰時岡山大轟炸的悲慘回憶,而戰後國民黨派來翻轉高雄的不是給大家過好日子的解放者,而是「高雄屠夫」彭孟緝。那段台籍菁英岡山蒙難和二二八歷史仍未撫平,國民黨卻在此插旗唱軍歌,等於直接掀開高雄人深處未癒的傷痛,直挑族群敏感神經。

 

藍營當然清楚,面對歷史無限難堪,只會越描越黑,不如另闢戰場,既然韓國瑜的音樂出了問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最好。焦元溥不愧是知名樂評人,以其豐富的音樂知識抓到陳其邁的進場音樂十分納粹,在臉書上不懼被貼標籤,以知識人之姿指出陳其邁造勢晚會配樂的旋律,李斯特交響詩的《前奏曲》,正是希特勒的進場音樂,還建議以後少用。焦元溥臉書的挺同言論少受藍媒青睬,但此文一出藍媒如獲至寶,中時聯合立刻加工,以「陳其邁造勢用希特勒宣傳配樂」大做文章。

 

 

媒體現象其實早已見怪不怪,但當大量不以為然的意見湧入焦元溥的臉書,焦元溥堅持己見的態度才更耐人尋味。當然,有音樂史訓練且做為樂評家的焦元溥,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乃至於第三帝國的音樂品味,更不可能虎父犬子,忘了乃父所創「一中各表」的精神,而不知應用到「一樂各表」上。希特勒總不能壟斷李斯特的詮釋,而我們堅持不與魔頭共樂樂,回到「漢賊不兩立」的調調?否則貝多芬、華格納、布魯克納、都別聽了。

 

這當然不需高深的音樂史訓練就能了解的道理,於是焦大樂評家進一步告訴我們,要看場合,純欣賞可以,但如此造勢場合不宜,希特勒進場、陳其邁進場,用同個音樂,就橫豎像個希特勒。這就有趣了,葬禮的場合選布魯克納第七「緩慢莊嚴的第二樂章」有事嗎?這可是第三帝國子民從廣播聽到領袖死訊時的所播放的音樂,如華格納之死,如齊格飛之死。除此之外,當天整天的音樂都是華格納,聽聽可以,死亡場合不宜,是這樣嗎?

 

如果照著這個邏輯,場合最雷同,納粹最愛的音樂是貝多芬第九的終樂章,以席勒的詩譜成的《歡樂頌》(Ode to Joy)大合唱,不用拿音樂學博士,大家小學就都會唱了。1936年的納粹奧運以此曲做為開幕曲,在超過十萬觀眾的注目下,由千人組成的大合唱團以《歡樂頌》宣告壯大的德國所憧憬的世界大同。以後奧運是否該全部避免使用歡樂頌?我們來看看:

 

1936年的柏林奧運以《歡樂頌》做為開幕曲。圖為在開幕式中向運動員行納粹禮的觀眾。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以《歡樂頌》做為開幕序曲是納粹首創,之後《歡樂頌》不斷回到奧運場上。戰後德國為戰爭付出代價,分裂為東西德。1956至1968之間的四屆奧運,東西德以《歡樂頌》做為共同國歌,並在開幕式以此合唱進場,奧會是在以此提醒世人德國的納粹歷史嗎?接下來,1968墨西哥奧運首度以《歡樂頌》為閉幕曲;1972慕尼黑奧運《歡樂頌》也被考慮為開幕曲,只是最後沒被採用,但不是因為納粹歷史,是西德奧委會希望辦得比較有現代感而捨去古典音樂;1980莫斯科奧運閉幕曲、1984冬季奧運、洛杉磯夏季奧運的開幕式、1992巴塞隆納奧運開幕式,均出現《歡樂頌》;2010溫哥華冬運與2012倫敦夏運《歡樂頌》沒有出現在正式的開閉幕儀式中,但旋律貫穿在各節目之間。

 

簡而言之,貝多芬第九的《歡樂頌》已完全融入國際象徵人類和平的活動中,即便使用場合是希特勒的創舉,人們對惡魔使用過的音樂並無禁忌,那有焦元溥宣稱的要注意場合?順便一提,歐盟2007正式定《歡樂頌》為歐盟全體的國歌,這算希特勒的幽靈回來要一統歐洲嗎?席勒這首詩之於納粹簡直像《禮運大同篇》之於國民黨,加上貝多芬美麗又帶有革命性的音樂,連是否要抵制納粹奧運猶豫不決的美國,它的《紐約時報》記者都認為1936以《歡樂頌》展開的奧運開幕式,是人類史上對完美追求最具雄心、最美麗的一次典禮。

不但如此,這首貝多芬不朽的交響曲也不斷被用在納粹的各種場合,從黨員大會、政府慶典,到納粹青年的音樂會,隨時可聽,偉大的指揮家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還指揮此曲為希特勒祝壽。愛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顯然不對,以後第三帝國幹了哪些壞事,不用我多說了。

 

福特萬格勒( Wilhelm Furtwängler )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祝壽。

 

喜歡貝多芬第九的惡魔還不只納粹德國,日本太平洋戰爭末期發動神風特攻隊,十幾歲的年輕飛行員喝下天皇的訣別酒,就是在巨大擴音機播放的《歡樂頌》聲中起飛赴死;恩格斯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了解《歡樂頌》,蘇聯與東德的收音機整天放這首洗腦;中國文化大革命禁止所有西方的東西,但貝多芬第九是少數讓他們看到階級進步性的好東西。更有趣的是,前羅德西亞(今之辛巴威)乾脆直接以《歡樂頌》做為國歌,而其總理是個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南非白人政府狼狽為奸。

 

這麼多歷史上的大惡魔看上貝多芬第九確實令人困擾,加上台灣人視如寇讎的蔣介石,他的葬禮也用了貝多芬第三號的送葬進行曲(蔣介石以英雄自居,這倒不意外),是否有可能貝多芬的音樂乃至於席勒的詩帶有邪魔的元素?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犬儒一點的認為《歡樂頌》是空洞或浮動的能指( empty/floating signifier ),可任意附上思想控制者所要的意識形態,這確實是危險的元素,但更多人認為無論它被如何誤用,都不損原創者良善的創作動機。法國導演 Pierre-Henry Salfati 為此做了一個紀錄片,他的結論是,從最邪惡的人身上,透過《歡樂頌》展現了他善的一面。

 

其實筆者完全不懷疑焦元溥對這些知之甚詳,從他的同婚立場,也看不出他支持韓國瑜支持得下去,就只是忍不住要以權威的姿態講講屁話,利用他的位子進行反智教育,目的就是要戳一下台灣民主,雖無功,但可慰圈內父老。至於柏林愛樂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首演,竟比不上一段造勢音樂值得他注意?聽說他抵制主辦單位牛耳,就當沒發生了。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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