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鴻儒:一個余迷的微觀察

Thursday, November 15, 2018

 

已經停刊的《當代》雜誌(1986─2007),是我進入知識領域的重要管道,余英時院士是該刊的編輯顧問,在九零年代曾經寫過不少文章,他論點高瞻遠矚時常提點不少後進,對於知識渴求,有更開闊的視野。當我還是小學生,中國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屠殺學運份子,在美國的余院士就為文聲援受難學生,不畏強權,他反共立場堅定,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然而,余院士對臺灣歷史學界的影響不用多言,他上承錢穆(1895─1990)、楊聯陞(1914─1990)等漢學家,下啟黃進興、康樂(1950─2007)、陳弱水、林富士等知名學者,開創臺灣戰後歷史學研究的新局,建立學術譜系,以及探索新史學領域,戮力甚深。

 

余院士對臺灣歷史學界的影響不用多言,他上承錢穆(1895─1990)、楊聯陞(1914─1990)等漢學家,下啟黃進興、康樂(1950─2007)、陳弱水、林富士等知名學者,開創臺灣戰後歷史學研究的新局。圖片來源:唐獎臉書

 

我曾連續兩年在輔仁大學修習林富士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所開設的學術課程。課堂中林教授常分享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與余院士的學習經驗,這些往事後來收錄在《巫者的世界》〈序:吾將上下而求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看得出余院士在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有其獨到功夫,特別是對經典的瞭解必須要清楚,尤其在古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對每個字詞須再三斟酌,絲毫不能馬虎,史料完備之後,再進行詮釋,以確保立論無誤。

 

也因此,林富士教授的課程是出了名的嚴格,同學經過知識洗禮後,彷彿脫胎換骨一樣,受益良多。余院士的著作,時常是我們的上課教材,某種程度上是學術的再次傳承,於是我對於這位將屆九十高齡的大學者,著述不倦,深感佩服。我相信每位讀者在讀余院士著作的當下,都像歷久彌新,醍醐灌頂。

 

林富士教授的課程是出了名的嚴格,同學經過知識洗禮後,彷彿脫胎換骨一樣,受益良多。余院士的著作,時常是我們的上課教材,某種程度上是學術的再次傳承。圖片來源:中研院研之有物網站,張語辰攝(CC BY-NC-SA 4.0)

 

在早期的臺灣社會,網路尚未興起之前,報刊媒體是人們獲得新知,討論知識的主要場域,能夠登上媒體版面,常是名門大家。余院士文章思路清晰、結構縝密,許多重要演講後來是透過整理刊載,影響力不輸學術論著,經常成為學術界文化界的關注焦點。如一九八四年的元旦《中國時報》刊出〈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受到廣大迴響,單行本在同年三月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後來持續再版再刷,足見閱讀者眾。

 

書中討論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是對立的嗎?又或者,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在中國人的文化中是互相交涉的,乃至談論到,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聖入凡的俗化的過程。如此龐大問題在余院士的字字珠璣中,有了清晰說明。更進一步的說,余院士認為中國人的自我觀念大體上是適合現代生活的,但也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例如:傳統的修養論過於重視人性中「高層」的一面,忽略了「低層」與「深層」的一面,而且往往把外在社會規範和內在的價值之源混而不分。(頁115)如此見解在現今社會,儘管過了三十多年,當初所提出的深層心理學可用於幫助中國傳統修養論的不足,對照現代人亟欲追求心靈上的滿全,具先見之明。余院士深厚的史學素養,如同《史記》作者太史公司馬遷(BC145─BC86)「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時代提出針砭,找尋現代人的新途徑。

 

今年(2018)欣見余院士最新回憶錄,在臺灣率先出版,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回顧過去所走的路,極其重要;知識分子不僅要為時代發聲,更要將自身經驗傳遞給下一代,學術生命永續。就此而言,我認為余院士做了非常好的典範,顯示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是不斷超越自我,突破窠臼,革新理論,終生致力於學術志業,堪比韋伯(Max Weber,1864─1920)「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值得後進效法,活出知識分子的風骨。

 

 

 

作者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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