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余英時的志業看價值的定錨

Monday, November 5, 2018

余院士在他的諸多著作中,可以隱然發現圓中的一條主軸,也就是中國文化是否能出現反思的力量,逐漸扭轉根深柢固的「反智傳統」。圖片來源:唐獎臉書

 

余英時院士(以下尊稱余院士)最近出版回憶錄,我有幸拜讀,略窺余院士一生的經歷。不過這篇短文並不是讀後感,更不可能以一位非歷史學者來評論余院士的專業成就,純粹是一想到余英時的名字,立即會想到他代表著「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典型,因此嘗試由韋伯(Max Weber)對於「志業」和「人格」的論述,談談我個人如何詮釋余院士給予世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重要啟示。

 

「志業」這個概念,其實也可譯作「天職」,是韋伯分析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連性的關鍵要素,而余院士曾經發表過《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來和韋伯的論點對照,其間的異同之處甚為有趣,足以成為中西思想史和經濟社會史比較研究的大題目,非本文篇幅所能處理,略過不表。

 

但是余院士之所以能夠被譽為是「志業人」的表率,備受士林敬重,正可以從回憶錄中獲得佐證,謹簡要歸納如下:

 

首先,余院士於自序中明言,自己「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可能馳騁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當然,回憶錄的重點內容除了回顧個人的生涯經歷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余院士在哈佛時期見證了中國人文研究學者的不同階段,可以想見,無論他有無親炙二十世紀初即領航中國學術界的名人,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他們的風範都令余院士心嚮往之,也奠下了余院士嚴謹治學的基石。

 

就余院士自己所處的階段而言,他花了些篇幅,娓娓道來自己和另外兩位哈佛同學──高友工與張光直──在治學風格上的區別。從他對這兩個不同典型的評比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余院士所肯認(commitment)的態度是「為知識而知識」,並以此作為學術志業的核心價值。而在行文中,余院士還表達了當前中國學術界頻傳抄襲、造假事件的批判,認為這就是背離了「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同時亦強調個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必須受到尊重,否則即容易受到意識形態式的「絕對真理」支配,他表明基於這個理由,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

 

這一篇章的論述,看似在回憶余院士求學及研究時期接觸到的人與事,但深究其涵意,也代表了余院士不僅僅將學術工作視作謀生的「職業」而已,而是賦予了某種使命,提升到「志業」的層次,余院士如何在優遊學問中能淬鍊出獨特的「精神氣質」(ethos),十分值得玩味。

 

其次,余院士引用了陳寅恪對於中西文化優劣的評語,認為中國即使實現了「實業發達」、「經營商業之長技發揮」,乃至成為「世界之富商」,但在「學問、美術之造詣」方面「則決難勝人」,就此,余院士感嘆今天中國比陳先生一九一九年發表議論時不但未有改進,反而更落後了。這段文字令我想起自己唸大學時閱讀余院士的《歷史與思想》,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對於中國傳統中的「反智論」的精闢分析,試想,如果「中國崛起」其實意味著「反智傳統」的無限膨脹,人類世界面對的是何等恐怖場景?

 

 這類的問題意識,在當今的學術界恐怕很少有人會認真去提問、探索,但余院士在他的諸多著作中,可以隱然發現圓中的一條主軸,也就是中國文化是否能出現反思的力量,逐漸扭轉根深蒂固的「反智傳統」。換言之,余院士在學術生涯中,念茲在茲的是與現實形勢息息相關的議題,而非只沈浸於過去的歷史時空。當然,余院士深知學術與政治之間有一條界線,他在回憶錄中也提到自己生性對於政治組織沒有興趣,但既然他做學問的「價值關連」脫離不了對於現實政治的關心,這使得他的許多言行似乎也涉及到了韋伯另一篇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內容。

 

這觸及了余院士作為現代公共知識份子典範的最重要因素,他除了專研歷史、著作等身外,不忘臧否時事,經常發出振聾發聵的言論,尤其對於中國和台灣的政治發展,余院士並不忌諱得罪當權者,挺身斥責他認為背離正確價值的政策和舉措。譬如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余院士不只一次表達痛心疾首和憤怒不平,這不僅因為「天安門母親」正好是余院士的表妹,令他有失去親人的切身感受;更是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來看,鎮壓學生的暴行等於扼殺了走向憲政民主和開放社會的正途。

 

其後包括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及「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的傳記《我無罪》寫序,在在明確化了他批判「一黨專政」的堅定立場,他明白表示:「我深信,(零八憲章中)『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這一特別提法,也同時折射出他個人(劉曉波)長期探索自由真諦的終極體悟。」直至今天,余院士拒絕踏入中國領土,論者多視此為「體現了中國傳統『士』之風骨」。

 

或許有人會問:余院士如此勇於表態,是否違反了「價值中立」的科學規範?在這裡就不得不回歸到韋伯使用這個詞語的原意,澄清長久以來的誤解。韋伯提出此一概念,原文是 Werturteilsfreiheit ,直譯的意思是「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簡寫成 wertfrei ,可譯作「價值自由」。然而一般沿用的「價值中立」比「價值自由」來得容易理解,所以逐漸成了專有名詞,但一不小心,便會誤導為科學研究者不能夠評論是非對錯,似乎成了一個只能畏縮在象牙塔中的旁觀者,不准越價值評價的雷池一步。

 

韋伯提出 Werturteilsfreiheit  ,直譯的意思是「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簡寫成 wertfrei ,可譯作「價值自由」。然而一般沿用的「價值中立」譯法,一不小心便會誤導為科學研究者不能夠評論是非對錯,似乎成了一個只能畏縮在象牙塔中的旁觀者,不准越價值評價的雷池一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事實上,這種論調完全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更和韋伯的方法論背道而馳,因為對於研究者(個人或群體)持有的偏見保持敏感度,不先有結論再加以粉飾,乃是追求真相的最基本手段,也是韋伯捍衛「價值自由」的主要理由。至於作為一位「志業人」,他的「人格」特質中,必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倫理,面對各種挑戰和處於關鍵時刻,「志業人」不但不會退縮,反而是在充分的事實判斷上,積極地做出負責任的價值抉擇。

 

正因學術和政治的「目的」,都具備了價值追求的意涵,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結語中,寫道:「真正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

 

我們可以說,余院士始終一貫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愛,又真誠期待當前的中國能走向民主、自由的價值,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價值定錨」,也就是韋伯前述文字描繪的場景,何其令人動容!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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