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誤判美中關係本質所帶來的災難

Monday, October 29, 2018

 

川普上台後的美中關係出現不少變化,但在去年底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視為美國的頭號對手,認為中國在對美國展開全球性的地緣戰略競爭,也認為中國無意走向市場機制,還利用美國的自由開放狂佔美國便宜,其政治體制更在走回頭路。這份報告並根本挑戰美國對中政策的兩大假設:經濟發展會帶來中國政治的自由開放、以及接觸交往可以改變中國,或是幫助中國融入自由開放與市場經濟的世界體系。

 

雖然報告出爐後還是不少人根據川普個人飄忽不定的推特邏輯以及其與習近平良好的個人關係,不認為這份報告代表美國已根本修正對中政策,也認為現在的美中貿易戰只不過是滿足川普個人討好底層工人以爭取勝選的短期考量,但當副總統彭斯在十月四日於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對中政策的強硬演說後,前述這些懷疑就多已消散。但也因為美國對中態度出現全方位的強硬態勢,不少觀察家就憂心美中關係,應避免「修習底德陷阱」,呼籲美中坐下來好好談以避免衝突升級。

 

習近平是首位以「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美中關係的國家領導者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借用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史」中,既定的守成強權斯巴達擔心新興強權雅典的崛起,因而發動先制戰爭意圖抑制雅典,從而導致斯巴達、雅典以及整個希臘世界的戰爭災難。除了歷史家修昔底德的戰史描述外,美國哈佛大學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也研究歷史上十六個守成強權與崛起強權的磨合過程,發現有七成五都以戰爭收場,像英國將海權控制和平過渡到美國的情形反而是少數。因此談到「修昔底德陷阱」,就意味避免新型崛起強權與守成強權幾乎必有一戰的困境。與其說是個陷阱,在國關分析上更像是要避免這個困境。

 

「修昔底德陷阱」是借用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的「伯羅奔尼撒戰史」,既定的守成強權斯巴達擔心新興強權雅典的崛起,因而發動先制戰爭意圖抑制雅典,從而導致斯巴達、雅典以及整個希臘世界的戰爭災難。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在中美關係上,第一個以「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美中關係現況的中方領導者是習近平。事實上,習近平也是第一個公開以「修昔底德陷阱」談到中美關係的國家領袖。因此比較有趣的問題是,為何是中方在引用「修昔底德陷阱」而不是美方。照講一個守成強權會比較擔心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被新起強權所改變,特別是這個改變(或是不改變)的過程會牽涉到軍事暴力。因為守成強權在這個過程會失去的東西遠比新興強權來得多。也因此為了避免過程的暴力,以及希望可以維持自己的既定優勢,守成強權多會選擇在還相對有利的時候與新興強權協商出某種安排,以暫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困境」。因此如果要主動談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該是美方主動。但我們反而看到是習近平喊得震天價響,美國除了部分智庫學者外,政府部門對此是不動如山的。

 

「修習底德陷阱」預設中漲美消的國力趨勢,源自中國對金融海嘯的解讀

 

此外,使用「修昔底德陷阱」的中方領導者是習近平,不是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這個事實也相當有趣。

 

2008金融海嘯是中國內部評價中美實力對比與未來中美關係的關鍵事件。當時美國處於政黨輪替青黃不接的狀態,而中國立即推出四兆人民幣救市的貨幣寬鬆措施,大舉釋放信用。相對於美國消費不振,正在尋求新的經濟動力時,中國因這劑強心針而呈現經濟榮景,因此對於早先的中國崛起論,這個風潮帶來的是中國盛世論與美國衰落論。此現象也讓早先出現的「華盛頓共識VS.北京共識」之經濟路線討論,更傾向於肯認中國發展模式的有效性。

 

2008金融海嘯,當時美國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而中國立即推出四兆人民幣救市的貨幣寬鬆措施,大舉釋放信用,中國因這劑強心針而呈現經濟榮景。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2009年初歐巴馬剛上任時,美國內部出現建構美中G-2共同經營世界的建議。提倡者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前國務卿季辛吉等重量級人物。世界銀行前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也與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任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在華盛頓郵報共同署名發表”Recovery: A Job for China and the U.S.”之文章,認為現在更需要美中的合作以幫助世界出全球經濟陰影。

 

雖然中國內部做出中漲美消的趨勢定性,也還在估計中美國力出現黃金交叉的時間為何。當時中國內部認為美國雖然受傷,但國力還是遠較中國強大許多。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與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多次對中美G-2概念表達異議。溫家寶還進一步公開批駁「中美G-2共治全球」為無稽之談。在2009年五月一場與歐盟領導者的對話中,溫家寶說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認為「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從這些發言可以看出,中國領導者當時對於G-2是敬謝不敏。雖然這不意味著當時的中國領導者沒想過要與美國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企圖,但中國對於共管世界所帶來的責任與負擔也了然於心,多次拒絕G-2實與避免負起大國責任有相當關係。胡、溫一再強調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也有著要其他國家不能拿已開發國家標準要求中國負責的潛台詞。

 

但胡、溫的相對謹慎,在習近平上台後完全改變。在習近平還只是「皇儲」,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五號人物時,在2012年二月訪美時就主動提到要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強烈傳達出改變既定的中美互動之期待與規則。這個調性與當時胡、溫不願與美國攖其鋒之方向背道而馳。引發美方議論紛紛,之後胡錦濤在五月的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上對此做出柔性解釋。只是當2013年習正式擔任總書記後,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再度成為外交主旋律之一,外交部長王毅更在2013年九月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對此提出中方主張,就等美國回答。

 

習近平在2014年時,開始提到強權應該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強調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後者顯示習近平對於中國發展能力的自信,前者顯示習近平對於守成強權的要求。胡溫時代認為中國管理好自己就是對世界負責任,強調多極秩序不當頭的作為,至此煙消雲散。

 

現在習近平不僅告訴大家中國不會有問題,還要求你們需要調整自己的態度。也是在這個脈絡下,習近平主張的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目的就相對清楚。習近平想的不是在既有的秩序下與美國平起平坐,而是在中漲美消的趨勢定性下,要求與美國協商以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秩序,以避免這個過程(中國崛起VS.美國衰落)可能會出現的戰爭困境。

 

2009年以後,當時的中國領導者並非沒想過要與美國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企圖,但中國對於共管世界所帶來的責任與負擔也了然於心,多次拒絕G-2實與避免負起大國責任有相當關係。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習上台後出現經濟成長趨緩、房股市泡沫、債務飆升等,中漲美消趨勢不再

 

只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經濟問題反而變得嚴重。相對的,美國在歐巴馬政府的治理下卻出現國力復甦的跡象。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2012開始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就在下降。中國還沒有出現經濟萎縮,但成長率下降的現實顯示其經濟動能出了問題。之後連習也公開表示未來中國經濟要進入年增長率6.5%的「新常態」。只是在90年代中國一直強調經濟成長不能少於8%,否則其失業大軍會讓中國無法承擔,但現在中國的需就業人口比90年代更多,每年進入就業市場的大學生遠比90年代還高,怎麼現在就可以是6.5%呢?當年的8%是在說豪洨的嗎?

 

除了經濟成長趨緩外,中國的房市與股市泡沫此時也變得日益嚴重。這一方面顯示中國內部缺乏投資標的以及生產性投資不到位,或是生產不再有利,因此大量資金投入到房市。之後中國祭出打房政策,政府更帶頭要大家入股,結果搞出了2015年大股災,甚至政府在無預警的狀況下宣布休市,對其2013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宣示嚴重打臉。現在中國還處於新一波的股災中。

 

 

中國經濟成長近年趨緩。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中國的債務問題更是嚴重。2007年底的時候,中國的債務只佔GDP的152%。但在2008年中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出台了4兆人民幣的刺激計劃後,中國的債務問題就一發不可收拾。這種靠放貸、發債維持經濟增長的局面一直持續到現在。非金融債務已經從2010年佔GDP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佔GDP約256%。在2012年債務已經是中國GDP的1.5倍,今天這個比例更是上升到GDP的2.5倍。在此其地方債、企業債的問題更是嚴重。日前曾出現某地方政府強制將學童移到收費昂貴但品質低劣的私校就讀引發暴力抗爭,就與地方政府無法支付公立學校老師薪水有關。而習近平以國營企業為一帶一路基建計畫的推動主幹,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財政狀況不佳,使得參與計畫的國營企業的債務問題變得更嚴重,更加大了公司債/企業債的問題。

 

因此習上台後的中國實況,剛好與習近平的對外態度相反。2012後的中國沒那麼強大,但2012後美國在製造業、綠能迭有突破,新社會模式的破壞式創新更帶來新的發展動能,反而促使美國經濟出現新的突破。在未來會主導經濟與生活模式發展的新科技,幾乎全部掌握在美國手中。自動化、積層列印與能源革命等發展,也使得在美國製造的成本變得更低廉,而共享經濟及其他過去與社會企業相關的破壞式創新,則給服務業帶來新的定義與榮景。

 

美國現在未如中方在2008年預估的會處於衰落狀態,中國也未如其先前國力在持續上漲的樂觀估計。中美的總體實力差距未在縮小,最近這兩年反而美中國力的差距有重新拉大之勢。

 

即便不提今年中的美中貿易戰,因中國在2013年以後的經濟動能就已經出現欲振乏力現象,而這正是其2008年對金融海嘯以四兆人民幣的救市強心針之後遺症。當時被大家稱頌的榮景像是用成長激素硬打出來的表象,但產生的賀爾蒙失調後遺症之後逐漸發酵,卻因中國內部的政治權鬥因素,使得這些問題沒有處理的空間。只是中國在2008做出了中漲美消的趨勢定性,並以此規範全黨的戰略認識與政策規劃的前提後,即便之後發現趨勢並非如此,但要中國承認「中未漲有消,美未消反漲」的現狀,形同要反轉其從2008以來的所有估計,與根據這個估計所建立的應對措施,這對中國是無法處理的。

 

中國在2013年以後的經濟動能就已經出現欲振乏力現象,而這正是其2008年對金融海嘯以四兆人民幣的救市強心針之後遺症。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透過「修昔底德陷阱」看待美中關係相當危險,且正在帶來災難

 

「修昔底德陷阱」與美中關係的聯繫,是認定美中關係處於「守成強權(美國)VS.崛起強權(中國)」的關係,其與國關理論中 A.F. K. Organski 的「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這個語詞在論及中美關係時,暗含了「中漲美消」的趨勢定性。見諸中國智庫學者在2008之後討論中美關係的國關現實主義論據大量引用「權力轉移理論」,也可以發現中方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態度。只是彼此國力的發展之後卻沒出現中方的期待,但車子已經開動,認識已經定性,在習大大時代更是「頂層設計」掛帥,因此這個獲得最高層背書的中漲美消之趨勢定性,就更不可能改變。

 

但真正的危險不是「修習底德陷阱」如何與現在的中美狀態不合拍,而是相信這個理論後,如果以此判斷彼此意圖,就會變得十分危險。

 

既然中漲美消,且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估計,往往守成強權會訴諸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或其他措施以防止新強權的崛起而危及本身優勢。因此面對現在的美中貿易戰,中方就會認為這是美國意圖抑制中國崛起的作為,不認為是美方期待希望調整美中經貿互動模式,也不認為是對中國剽竊美國智財權等的不滿。換句話說,中方不會認為美國是對中國作為的不滿而採取措施,中方反而會解讀為這都是美國擔心中國崛起而主動出擊,不是針對中國不遵守規則的作為。

 

更嚴重的問題,是中方會將美國的作為視為美國已經處於下跌之勢,因此對中國感到恐懼,才會積極想要透過種種作為抑制中國。也因此如果美方越對中國要求,中國就越認為這是美國勢衰心虛,反而激起自己要更強硬的堅守立場。因為既然美衰中漲,因此長期來看美國會先撐不住。中國只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再加上不怕回到過去的苦日子等心理準備,就會迫使美國讓步。

 

中方的這個思考,或者說是誤判,會把有限的要求誤認為是全面性的對決,因此會延長衝突,還會擴大與延伸衝突的場域。更糟糕的是,當部分美國學者也在使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作為經營美中關係的建議時,就會更堅定中方的判定。

 

因此現在的挑戰不是美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因為其戰略前提已經不存在了,而是如何避免被這個語詞支配了對美中關係現況,以及美中對彼此意圖的誤讀。在此印太國家如何能一致且清晰的對中國發出信號,以引導其產生正確認識就會很重要。

 

除此以外,發現並理解在習近平時代因中國內部的權鬥與社會經濟等議題的挑戰,是如何使「修昔底德陷阱」產生被需要的言說背景,也是同等重要的研究課題。畢竟台灣主流研究還是傾向把對胡錦濤決策的分析方式套用對習近平的分析。這個方式原先預估「胡規習隨」,之後主張「習權力還不穩定」等判斷,今天來看幾乎是一路錯到底。在尋求對研究方法的調整時,對「修昔底德陷阱」成為中國對外政策主流論述的內外因素展開分析,是有可能幫助我們發現一些線索吧。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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