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子光晴

【書摘】絕望的精神史


書名:絕望的精神史

作者:金子光晴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時間:2018年10月



1 絕望,是什麼呢?


所謂的絕望,究竟是什麼?絕望的人們究竟在哪裡?


儘管如此,絕望這樣的詞彙,是相當強烈的用語。畢竟不論是誰,都會祈禱能幸福。只要看了許多人根據自身不同經歷寫下的「幸福論」,就能理解。所謂幸福,是從期盼著明天也能繼續保有眼前的幸福開始的。也有不寄託明天,認為瞬間的幸福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吧。不過,多數的人,都祈禱幸福能長長久久。


然而,那樣的幸福,究竟是什麼呢?對某人而言是幸福的境遇,可能對另外一個人而言並非如此。同樣的,就算用最簡化的方式描述「絕望」,可能從客觀角度來說是絕望,但從主觀角度而言,不見得如此。絕望,就和幸福、不幸一樣,絕大多數是隨著個人的想法、感受不同所得到的認知。


但是,唯一能確定的是,不論絕望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某個人覺得絕望的事實,是真真實實存在的。


我們周遭並不缺乏絕望者,俯拾皆是。從出人頭地到被拋棄的人,事業經營失敗、背負著就算拚上一輩子也還不清債務的人,失戀的人,身染不治之症、不再懷抱痊癒希望的人,對世界上一切事物逐漸失去信賴的人,失去原本的心靈支柱、仰賴的奧援者過世、漸漸失去生存鬥志的人……這樣的人所在多有。


更具體而言,就用我自己一生歷經明治、大正、昭和年間見識過的絕望者為例吧。和我最為親近的親生父親,立下創造百萬財產的誓言,但經過七十年來拚死苦鬥之後,最終仍舊無法達成。後來父親到了四國,在貧困漁村的後山裡的閒置寺廟當守衛,結束他絕望的一生。另外,我的叔叔原本計畫在鹿兒島海上栽種枝狀珊瑚,但失敗而自殺。有一位醫生朋友,得知妻子外遇後憤而飲下霍亂弧菌而死;也有因感嘆自身才能不足,切斷手指,藉此斷絕工作野心的雕刻家朋友。


這樣的人,我們甚至不必費勁地一一找出他們,對人類而言,死亡這件事原本就相當公平,是每個人都會有的絕望。命運論者將死亡視為自然的過程,當作事先計算好的結果勸人放棄。宗教家則是藉由強調死後的世界,打算拯救對死亡絕望的人。


我寫下這些在我們眼前突然裂開大洞的地獄、難以想像的破滅世間百態,並不是抱著讓人震驚的企圖。我也不打算從平淡的貧乏人生中,教導各位避免絕望的方法。在這層意義上,本書並不是「幸福論」的變形。


當然,我舉出每一個人的經歷,固然也是打算描述他們的絕望,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審視將犧牲者逼上絕境、特別的環境風土或時代性格,以及這些因素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日本民族活在矗立於東洋盡頭的群島上,長期隔絕於外界,死而復生、生而復死,一直存續至今,我也明白,過去漫長的歷史條件對於深植日本人心中、形塑出日本人性格的要素是多麼龐大。我知道如果忽略這部分就無法了解近代日本人的絕望,不過對此,坊間已經有很多專門研究的書籍。我想這些知識可能已經是一種教育修養,多數人都知道了。那麼,在此我想用開始懂事時的經驗,也就是差不多小學三、四年級左右,明治時代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期間開始的親身經歷,以及所見所聞做為基礎,用經驗談的筆觸寫下這本書。


對我個人而言,當時以日本人身分所發展的人生,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不論好壞,不過是單方面給予我的東西罷了。然後,我被教導如何盡快並稱職地合乎為人子女、為人之徒、為人晚輩、為人國民的責任。接著依循自身所接受的教育,服從法規,只要毫無反抗也未發生衝突地順利融入周遭環境,就能獲得幸福生活的保障機制。


這一點,對於周遭沒有比較對象的島國日本而言,某種程度上是得天獨厚。若是在複雜人種混合而成的美國,或是國土與鄰國相接、有太多機會可以馬上與他國比較優劣的歐洲各國的話,對於每件事情都會抱怨不公平,或是很容易就有競爭意識吧。不過反過來說,這也是歐美國家有所發展,也會產生自我批判意識的緣故吧。


處在日本這樣的國家,會愈來愈搞不懂自己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因此,一旦統治者說日本是神之國度的話,民眾就會如此認定;只要謳歌世上沒有其他國家如同日本一般美麗、優秀,全體民眾也會立刻跟著唱和。如果客觀來說是正確的話,自然無話可說,但如果在完全不是真實情況、只是統治宣傳的情況下,就會形塑出桀傲不遜,甚至是盲目信任的國民群像。由此而生的絕望或是悲劇,難道不是存活至今日本人的重擔嗎?


確實,在將近明治末年之際,我所認知的日本民眾,對於那些深知國力發展程度的政府當局人士而言,是相當困擾的過度自信者。他們行徑既高調,態度也很強硬,說著「再做更多,再做更多,究竟在猶豫什麼啊」,對於國力的信賴已經超過實際程度,而滿心歡喜。這樣的性格,成為日本人容易輕視現實、態度輕率隨便的特徵,直到現在。


日本,在明治時代的東洋各民族之中,確實可視為幸運兒。當時東洋的各民族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難以從中脫離,深受奴隸處境的待遇所苦,然而只有日本不僅能免於占領,還反過來磨利對外侵略的獠牙。瀕臨亡國危機的鄰國中國,對於日本的恐懼就像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列強一般,以「日本鬼子」 稱之,從這一點可以顯示出他們對日本的忌憚。


明治時代,是貫徹富國強兵的時期。以天皇為中心的強烈愛國精神,加上以西洋為範本的資本主義強化發展,支撐著日本的軍事能力。像是增產報國、出人頭地,也就是說,在以現世中心物質主義為重的世界裡,給予能夠勇武地贏得競爭存活下來的人類禮讚、獎勵,這種乍看之下相互矛盾的兩種概念,排除其他條件後合而為一,為了一個共同目的前進。


在大正這個時代,對於明治那種勤奮不懈的發展模式,稍微恢復了一點客觀性。不過從這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一種反動。是在觀察西洋精神文化發展後,強烈認知到自己國家的落後,一面醉心於先進文明,同時也陷入自我厭惡的時代。


但是,若從其他角度思考,接受西洋文化意味著快速修正明治時代單方面重視物質水平的不協調傾向,讓日本的文化更加豐富,其實並未脫離日本人一脈的「為國著想」思想。因此,那些「大正時期輸入西歐思想的論調,其實只是流於膚淺表面」的看法有其道理。這種不徹底或是失去平衡的情況,來到了昭和,就像是面對逐漸入不敷出的決算期,造成大大小小現實和精神面的恐慌,形成外在顯現與內在思考的模樣吧。


這時,下一個問題出現了。日本以「日本鬼子」之姿開始發展的明治,究竟是個怎樣的時代?就算被懼怕稱為日本鬼子,日本仍未真正貫徹信念、也未真正完全蛻變成文化國家的真正原因,究竟潛藏在何處?


為了探究這些問題,在順序上,我想先將重點放在日本本身孤立的地理條件,以及由溼潤的風土醞釀、異常發酵而成的壓抑精神。這些也可以說是形塑近代日本人歷史性格的背景。也就是說,近世德川幕府時代所存在的義理人情世界,仍保持至今。且與此同時,人們心中認定早已消失於遠古時代的古老亡靈,意外地仍棲居於日本人內心深處,不只是影響生活習慣與偏好,甚至還會利用人們對於迷信的執著,將人逼入不合邏輯的世界中。


也可以說是這個緣故吧,做為穩固明治精神的根基,日本人為了要強化以天皇為中心的義理人情,以神祕主義(即所謂亡靈世界)取代追求合理的精神。雖說那應該是小國日本僅有的一張牌,但也不可否認的是,既然有意剷除舊草,就是意味著讓新的樹林繁盛生長。


我揭開了自身的絕望開始訴說這些事,是因為這並不是個只要考量幸福就能生存的時代。不,現實恐怕是世上並不存在只需要考慮幸福的時代吧。但是,人無論如何都必須避免在不知不覺間落入更大的陷阱。現在正是有必要徹底調查絕望的形態,並加以了解的時刻。


2 無法逃脫的日本


戰爭中的我,就像遭捕鼠器夾住的老鼠,在狹隘的日本踏上旅程,漫無目的地遊走。那是在日本與美國開戰之前,僅半年左右的事。是從空氣逐漸稀薄的窒息狀態中,掙扎逃出的生物本能。但是身處狹小的島國日本,不論逃到何處,盡頭都是海洋,我就像是拴上比手腕粗重的鐵鍊,困在這片陸地上,身體發出喀拉喀拉聲響,受枷鎖牽制。面對眼前的大海,我心想:


「終究,還是逃不出去啊。」


不只是身體無法掙脫。雖然自己不曾察覺,但是從用語、習慣、思考方式、血緣濃淡,以及存在於更深處、同為日本人才能明白的人情味和意氣相投,或是喜好興趣等等,都是將每個同胞連結在一起的強力羈絆,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從中脫身。明治時代的日本人之中,雖然也有人抱著有志難伸、打算前往國外飛黃騰達的想法,但總與日本的發展前途聯繫在一起,怎麼看都是另一種展現愛國心的方式。


政府派遣的留學生,或是前往海外視察的政府官員等,藉由出訪認知日本的優點,結果愛國心愈來愈強烈。這樣的情況,只要翻一翻明治末期時幾乎家家都有一本,將名人遊歷外國的失敗經歷集結而成的小冊子《紅色毛巾》,我想就能明白。


至於討厭日本人的日本人,我想一般而言,反倒是在進入大正時代才出現的。也就是說,因為自己的個性或缺點,如同鏡子般映照而導致自我厭惡,這種情緒必定是在日本人的自我意識相當發達之後才會形成。明治或更之前的日本人應該常常有放下俗世的念頭,但絕不曾有過捨棄日本人的想法。因為身為人類,就是身為日本人的同義詞。


歐洲固然有很多愛國人士,但討厭自己國家的人也從以前就存在。簡而言之,人在隱世之前還要經過一個階段,就是「拋棄國家」。如果有專門書寫國家壞話的諷刺者,那麼也不乏對國家政府的做法抱著不平、圖謀發動祖國革命、不斷引起眾人注目的話題人物。那樣的人一旦在自己國家感受到危險,或是無法承受壓迫,逃離祖國亡命到鄰國並不算是太難的事。就連英國這樣的島國,只要搭船橫渡多佛海峽就能去各個地方。


就這一點來說,日本人從進入近世至今,歷經三百多年的漫長鎖國時期,深受嚴格的尊卑身分制約,在壓制性的封建制度下被迫完全孤立於東海盡頭。雖說終於解除鎖國,但明治新政府為了躋身文明開化諸國之列,以強化民心為手段,極度排除精神層面的自由,而是留下古老的儒教精神和義理人情。這些文化到今天仍束縛著日本人的手腳,延續「民不可使知之」 的政策。


確實,明治時代之後的日本人,從日俄戰爭進入大正時期左右,也感受到國家的狹隘。以現實來說,就是工作機會稀少,煩惱很多。如同那首唱著「在這狹窄的日本已經住膩了」的流行歌 ,在付出了龐大代價、賠償卻不成比例的日俄戰爭後,深深擄獲那些總感到有什麼不足卻缺乏宣洩管道、充滿野心的年輕人的,就是離開日本為國家發展鞠躬盡瘁的精神。移民的平民也不是生活無以為繼,他們在外地勞動,寄錢回日本,打從心底想要協助國家更加富強。十歲、十二歲的少年盛行潛藏在貨船底部,密謀偷渡海外的計畫,都是受到當時讀到廢寢忘食的《銀山王》、《海底軍艦》等冒險小說的刺激,懷抱著不成熟的海外發展夢想。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隔年,二十五歲、過得還算可以的自己即將第一次離開日本,雖然只是獲得一份能賺夠旅費的差事,純樸的家人和親戚卻過度讚美我,並對我寄予期待。但從我的立場來看,自己既沒有做生意的遠見,不但身體不健康,也還沒立下將來的計畫,光是心裡的責任感就已經過度負荷,只是抱著離開日本就能鬆一口氣的心情而已。到了大正時期,像我這樣的青年並不少見。


我搭上的船「佐渡丸」重約六千噸,雖然過去似乎是傭船 ,卻是日俄戰爭後第一艘駛向歐洲的船。船上多是因為戰爭滯留的外國籍乘客,整艘船客滿。其中,有要回到近東地區的白俄羅斯亡命貴族,從澳門回葡萄牙的黑色立領服修道僧,還有看起來狡猾的亞美尼亞雜貨商。他們待在船底的下等艙,我沾染著外國人特有的狐臭,一路和他們同行。


最先離開日本的日本人,在鋪著一張榻榻米的多層床架上無所事事,口中哼著極為簡單的旋律,是當時流行的《青島守備兵之歌》。當大家圍坐著喝酒的時候,就會擺上或明或滅的蠟燭,玩起不會讓人厭煩的「花牌六百間」。船上還有一位臉色不太好看的技師,他攜著頭頂大丸髻、顯出鄉巴佬氣質的新婚妻子,即將前往預定開發的馬來西亞橡膠園赴任。也有一位理髮師,曾於日俄戰爭在戰場上為黑木為楨 大將削髮,僅此一件足以自豪的事蹟。聽到在印尼泗水新成立的日文報社有活版印刷工人的缺,就想離開日本試試的禿頭活字工,則是在西貢海域過完年後立刻拿出「一升壜」 ,邊向大家敬酒,邊說著:「元旦啊,萬世一系的天子,富士山 。就用這股氣魄繼續走下去吧。」一個被叫著「老闆、老闆」的老人,只幫自己的座位挪出更大的空間,坐在兩張坐墊上,將料理長送來的新年料理一一排好,用筷子戳著。老人是賣春仲介的老闆,他帶來的四名女人,身上的浴衣凌亂不整,聚在一起,宛如暈船後將胃裡的東西都吐了出來的病人,幾乎是躺在床上度日。她們主要是接待印度人和馬來人,賺取金錢寄回自己的家鄉,幫助生活困苦的家人。雖然她們都是自願出門求發展的同夥,但和活字工、理髮師、橡膠園的技師一樣,在追究那樣的心理之前,原因都是有天皇陛下的肖像,而受到激勵或是威迫。


船員們最常掛在嘴上的是:「船上,等於是日本土地的延伸喔。」事實情況就是如此。不只是土地的延伸而已,還因為長期鎖國加上殘破不堪的外表,日本人也無法和外國人站在對等地位相互理解,於是愈遠離日本,日本人之間的羈絆更加強烈,和距離的長度成反比,心靈反而離日本更近。因此,身處外國的日本人是最純粹的日本人,身處外國的時刻,也似乎是內心最為珍惜、憐愛著那可憐島國的時候。


我在這趟首度前往歐洲的旅程中,認識了與大正的文化人截然不同、保有古樸日本時期的人情風俗,也知道了近似於明治時期的行為與思想依舊存活著,都讓我的想法煥然一新。船上的乘客只要有空就會辯論。像是日本總領事館對於外國政府的態度相當軟弱,或是必須將英國、荷蘭的勢力逐出東洋地區……這還算理性的,有時候是當一個人表示:「日本會在不久的將來,做好大型戰爭的準備。這一點才是確實有效的。」便會出現另一個人說出極端言論:「如果不讓華僑再從戰爭中吃到苦頭的話,他們的排日行動永遠沒完沒了。首先就從打倒中國人開始。」


不論去掉哪一層皮來看,他們都會以希望對方支持自己現實立場的言論作結,但這並非是出自於外交或民族融合的立場,而是寄望國家能發揮暴力手段。那正是「向人民保證能透過軍事力量達到國家發展目的,煽動不食人間煙火的正直日本國民,囫圇接受政府說詞」的明治軍國主義所造成的結果。


矗立、橫躺的岩石冰冷地拒絕了周圍的大海。雖然眺望著大海時無風無浪,卻阻礙著人們離開日本向外發展的意志,而且也對於從外界帶來破壞、混亂、過度刺激的外國船隻駛近,抱持高度警戒。


因為如此,長年下來日本人遺忘了在大海彼端有各種國家。就算沒有忘記,也毫不關心。他們窺探將拓本、藥品、文具等物品運往日本的朝鮮、中國,誤以為其他的土地住著蠻族。「民不可使知之」的政策,也是其中一種表現。江戶時代,因為「民不可使知之」的政策,實現了三百年平安的夢想,但日本人的性格也因此扭曲。在「不看、不聽、不說」這樣的消極小天地之中,既無法靈活變通,傲慢又膽小怕事,裝出一副明白通透,凡事斤斤計較,常與人發生摩擦的性格。不僅是性格,因為總是正座的緣故,還造就出日本人身體長、腳型卻彎曲的奇怪體質。


在今天的日本人之中,還殘存很快就放棄、事事都推託給別人的個性,抱著「胳膊扭不過大腿」的想法很快就見異思遷,甚至滿口仁義道德、卻只注重利益這種心口不一等態度,這些大概可以說是從江戶變革到東京的的過程中存活下來的人們,他們從由來已久的絕望中體會到的高深智慧吧。


生為日本人究竟是否值得祝福,抑或是不幸呢?這答案,恐怕沒有人能回答吧。但是,當我在防坡堤或蟲蛀的岩礁上,望著那黑潮的漩渦時,心中湧現的「終究,還是逃不出去啊」念頭,從對於現在的日本與之前鎖國狀態幾乎沒有改變的絕望來看,我想是不會錯的吧。


無論警備多麼森嚴,比方說,即使有一道如同東西德之間的石牆,只要有任何翻越高牆的可能性,我們就有依照自我意志行事的勇氣。如果國境在陸地延續,就算前方是一片沙漠,我們也還擁有踏出蹣跚步伐的自由。




金子光晴,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愛知縣海東郡(現在的津島市)。本名為大鹿安和。孩童時期曾在「最後的浮世繪畫家」小林清親門下學習日本畫,奠定日後成為畫家的基礎。中學部畢業後,金子進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文科就讀,然而不到一年就退學,之後陸續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慶應義塾大學,也都輟學。


金子自小就想「逃離日本」,十二歲時,他召集了一些朋友,徒步走到橫濱的橫須賀一帶,意圖出港前往美國,引起大騷動。二十三歲時,他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紅土之家》,接著就搭上日俄戰爭結束後第一艘駛向歐洲的船「佐渡丸」,從神戶出發,前往英國利物浦。之後,他前往比利時,在布魯塞爾郊外鎮上的咖啡店二樓寄宿了一年,擁抱讀書與寫作,度過一生中最平靜的時光。


一九二〇年,金子回到日本,開始大量發表詩作,並受福士幸次郎委託,編輯短歌雜誌《樂園》。一九二六年,他再次離開日本,與妻子啟程前往上海,停留一個月。在谷崎潤一郎的親筆介紹信下,結識郭沫若、魯迅、內山丸造等人。再隔年,夫妻倆共同前往東南亞、歐洲,展開大約五年的流浪之旅。


他的創作都體現出反戰爭、反帝國主義的「反骨精神」。自從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詩集《鲛》之後,他接連發表批判日本社會體制的諷刺詩。戰後,他最著名的反戰詩集《降落傘》、《蛾》出版。一九五三年,詩集詩集《人類的悲劇》獲得讀賣文學獎;一九七二年,《風流羽化記》獲選藝術選獎文部大臣獎。


一九七五年,金子留下事前立好的遺囑,在六月三十日因心臟衰竭於自家過世,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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