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25):那段淒風苦雪的日子

Tuesday, October 16, 2018

 

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在1980年代初,一直考慮去美國僑界辦一份《中國時報》,一如台灣所有的事物那樣,總會出現正面敘述與反面敘述。這兩面敘述都不是根據事實作為判斷的基礎,而是根據恩怨情仇的主觀臆測。

 

余先生開始在紐約皇后區長島市購買一家倒閉的工廠,作為辦報的大本營;同時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購買廠房作為西岸的辦報基地,由於洛杉磯的華人遠多於舊金山,西岸的總部遂放在洛杉磯。

 

1982年,余先生菁英盡出,把整個鉛字房和排版師父派往紐約和洛杉磯,優秀的記者和編輯群也大舉赴美,還有一些正在美國留學的同仁也被徵召前來助陣,像是周天瑞和我。一時之間把原來寂靜無聲,形同煉獄的破敗工廠炒成人聲鼎沸的新興事業。

 

 由於人手還是不足,若干優秀的攻讀博士留學生也來打工,多半從事外電翻譯。這群菁英分子後來在社會上或學術界都有傑出的表現,像是杜念中(如圖)、周陽山羅久蓉、周仲根(筆名范疇)等,而我也忝為編譯群中程度最差、濫竽充數的一員,經常向英文甚佳、謙沖含蓄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羅久蓉請教。她後來拿到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研究主題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從五位女性的戰爭故事為主軸,以性別、國族為經緯,透過夾議夾敘的書寫手法,從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角度,呈現近代中國女性面對日益高漲的政治意識,以及她們的國族忠奸之辨。

 

除了來自台灣的余先生中央嫡系部隊、在美國加入的志願軍、其他報社來的散兵游勇之外,還有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和新聞局派在美國的官員如趙怡、陳亮月、黃肇松等(余先生私下對我說,為了堵住小人們向經國先生陷害美洲中時通匪的讒言,必須雇用海工會和新聞局的人,表示效忠黨國)。如此一支雜牌軍不過一年多就打得《世界日報》抬不起頭,讀者對黨味甚濃的《世界日報》(母報是台灣《聯合報》)早已不滿,對氣象一新的《中國時報》趨之若鶩,使得中時報份遽增,眼看到1983年底銷售量就能超過《世界日報》。

 

美洲中時畢竟是台灣中時的兒子,老爸所有的弊病兒子也全盤發揚,其中人事鬥爭乃是基因宿命,正如前總編輯汪祖怡先生所說:「美洲中時前途無亮,後患無窮」,真是洞若觀火,一語中的。當時余先生聘用許世兆為總編輯,這位名不見於經傳的老派報人,無法得到大家的尊敬。有一天我們正在上班,排字房裡一位員工拿著許世兆親自下的標題到編輯部大聲說,這種編法是南部小報的做法,我們《中國時報》從來不這麼編,當場很尷尬,須知美洲中時編輯部很小,不像台灣報社般寬大,一點聲音全部人都聽得清楚,因此很多人都在偷笑。

 

那時剛創報,在台灣的余先生經常問訊美洲中時的情形。有次余先生打電話到紐約中時給許問如何處理政治敏感的新聞,只聽見許大聲說:「余先生,我每天都天人交戰啊」,還旋然欲涕。從此天人交戰成為大家的口頭語。

 

後來余先生解釋用許世兆的原因是,許在台灣新聞界經驗豐富,辦報(《台灣時報》)曾經成功過,也曾經失敗過,需要他這樣的經驗來主持編輯部。但是許生性猜忌,對台北來的嫡系部隊十分厭惡打壓,自然也得不到嫡系的尊重。某日,正在上班,駐華府特派傅建中先生來電,剛好我接到,傅問「你們那邊情況如何?」我說:「麻雀雖小,矛盾俱全」,傅也向余先生報告了我的麻雀論。

 

許世兆的問題不只缺乏領導能力,還沒有美國史、地、政、經及生活的知識。有人做打油詩在《時報週刊》上說:「中國人他不理,美國人不理他,論洋務他不懂,談僑情像傻瓜」,同事們一致認為描述的就是他。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清苦,薪水低,工時長,大雪天深夜下班走在漫天的雪花中,路燈放出詭異的光芒,有如鬼域。我有輛舊的二手車,把同事們一一送回家,然後一個人開車回家,心中一片寂寥。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清苦,薪水低,工時長,大雪天深夜下班走在漫天的雪花中,路燈放出詭異的光芒,有如鬼域。我有輛舊的二手車,把同事們一一送回家,然後一個人開車回家,心中一片寂寥。圖片來源:pxhere

 

有次下大雪,是50年來最大的一次,市政府下令停班停課。未料許世兆當晚竟下令全員上班。同事告訴他市府已下令停班停課,許仍堅持到班,大家只好去,也告訴他明天停班,送報公司沒人上班,他也不聽。大家很納悶為什麼明知明天不送報,還要抗市府之命上班?如果路上有人傷亡,公司要賠多少錢?等大家到班後才真相大白,只聽到他打電話給在台北的余先生大聲說,下大雪,同事們都不想來上班,是我把他們叫來的。言下非常得意。第二天果然沒人送報,倉庫理堆滿了當天的報紙。

 

那時在台北中時擔任我們美洲中時對應窗口的是學識優異的王杏慶(南方朔),美洲中時結束後,王請年假,等回來後竟找不到自己辦公的桌椅。後來有人告訴他余先生叫人把他桌椅搬走,原因不知,王只好自己搬張桌椅放在資料室後面上班。這也成為大家笑談的話題,開玩笑警告同事別休假,否則桌椅四條腿,會自動消失不見。

 

1984年,我請調到洛杉磯,後來擔任美洲中時副總編輯,掌理西岸編務。當時總編輯已換了俞國基(許世兆升任社長),再換到周天瑞。那年的大事是洛杉磯奧運,有好心人警告我們不要刊登中國選手得金牌的新聞(中國獎牌全球第三多),否則會被告到台灣政府那裡說我們「為匪宣傳」,何況歷屆奧運《世界日報》都不報導中國選手的成績,有此先例可做貴報的擋箭牌。但周天瑞是新聞完美主義者,特地飛到洛杉磯來討論如何處理。我說大陸選手得牌是華人都關心的事情,不能避過好像沒有發生。天瑞也持同樣意見,於是作成結論,中國選手得牌照常刊登,但有三不:「不表揚得牌個人、不出現中國國旗、不刊載中國官員的說話。」

 

果然,美洲中時刊登中國選手獲獎的新聞,《世界日報》完全沒有,大獲僑界的讚賞,我們的發行量就在那時「大躍進」,嚴重威脅《世界日報》的霸權。

 

果然,各種小報告也打到蔣經國那裡,包括駐美代表錢復辦公室,說美洲中時「為匪宣傳」云云,傷害了余紀忠與蔣經國的關係。這是後來美洲中時關門的四大原因之一,其他三個是:批評雷根的社論、江南案以及財務問題。表面上是奧運案、江南案和雷根案,其實真正一槍斃命的是財務問題。(待續)

 

1984年的大事是洛杉磯奧運,有好心人警告我們不要刊登中國選手得金牌的新聞,周天瑞和我作成結論,中國選手得牌照常刊登,大獲僑界的讚賞。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作者年齡:電競元年之史前玄武紀

經歷:媒體工作三十五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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