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文化與政治:霍夫士達特的美國的反智傳統

Saturday, October 13, 2018

 

 

 

霍夫士達特的思想史研究

 

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者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的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蒙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專治政治思想的陳思賢教授翻譯後由八旗文化出版,一本歷經半個世紀仍值得出版之著作,其閱讀價值不言可喻。事實上,吾人雖處於人類史上高等教育最為昌盛之時,但令人瞠目結舌的網路言論、假新聞、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思想改造卻未曾稍減。霍夫士達特是一位專治美國思想的歷史學者,除了專業的學術研究以外,他廣泛的公共知識書寫才是本書於上世紀甫一問世招來廣泛迴響之主因,霍夫士達特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知識與公共對話上的貢獻,迄立仍被視為哥倫比亞大學公共參與的重要遺產。

 

霍夫士達特的博士論文《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於1944年出版暢銷20萬冊,凸顯了他將艱澀的哲學思想普及化的寫作能力。之後他持續出版《美國政治傳統其及締造者》(The American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改革的時代》(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1955)以及《美國政治中的偏執》(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1964)。現代的學者對霍夫士達特的黃金年代可能會很感到羨慕,他的寫作不但兼顧了學術生產與公共對話,《改革的時代》與《美國的反智傳統》更分別在1956年及1964年兩次獲得普利玆獎,標誌媒體與公共責任之間的親密關係。

 

本書《美國的反智傳統》的英文原名乃是討論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0年代的美國充斥著由反智傾向舖墊的政治極端主義逆流。美國總統艾森豪輕視知識分子的施政建議,國會也有四處羅幟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共產主義罪名的參議員麥卡錫,美國政治的反智主義盛於一時。即使在東方,以打破一切舊傳統為名的反智運動文化大革命,亦在共產中國蔓延。常民的反智成為日常,霍夫士達特考察美國的反智主義,乃是基於現實的知識反擊。

 

霍夫士達特的影響力並沒有隨著他1970年的逝世而中止,在晚近的民粹主義與反智主義討論上,霍夫士達特的名字與作品仍然一再出現。2006年甚至可以見到另一位思想史教授布朗(David S. Brown)將霍夫士達特在學術與公共領域的作品進行分析,並且遍訪了霍夫士達特的同儕與學生,編年史式地撰寫了《霍夫士達特:智識傳記》(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向這位具有龐大社會影響力的歷史學前輩致敬。

 

由今日的角度看來,霍夫士達特對於反智傳統的研究,缺乏現代史學研究要求的一手史料,華麗的詞藻與撰寫風格過於反映個人的政治偏好。而正因如此,霍夫士達特這位來自於水牛城的猶太裔–路德教派知識分子的作品,與其將其視為純學術著作,不如更適合作為一分思想史的史料,用以耙梳同世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流派──「紐約知識人」(New York Intellectuals)面對時代狂流所進行的思想回應與公民行動。

 

世紀中的美國反智場景

 

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說明了此一研究課題的原初發想,源自1952年的總統選舉,代表傳統知識精英的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輸給了不善言詞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這個明顯的對比,被當時的美國社會詮釋為大眾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滿所致。《時代雜誌》主張艾森豪的勝利,反映的是「美國知識分子與民眾間一直存在一個既深又不健康的鴻溝」。 這代表一個由民主黨與知識分子共構的政治聯盟失去了統治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政客與商人的結合,知識分子與其崇尚的價值正式被揚棄。

 

這樣的反智風潮諷刺地被最不可能的國家終結,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成功,激發美國大眾重新擁抱知識,社會中的反智風潮瞬時消散,這種情境啟發了霍夫士達特研究美國反智傳統歷史根源之興趣。然而,「反智」如何可能?主因即在於群眾缺乏知識理解現狀、任何某種情節發酵,以及對於智識,或是承載智識的學者展現出排斥或厭惡的態度。 美國歷史上,具有類同情境所生的反智風潮不勝枚舉,大體而言,霍夫士達特認為可由美國兩百年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教育四大面向來檢討美國反智傳統的形成過程。

 

宗教上而言,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帶來的信仰在18、19世紀出現了福音派(evangelicalism)和靈恩派的轉向,追求信仰的感性面向給予掙扎求生的拓荒者極大的安慰,也使得訴諸感性的佈道方式大行其道,促使過於理性的討論反而不受歡迎。而就政治上而言,美國式民主的生而自由、平等精神使得實用主義與平民主義成為美國價值的核心,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跨域成為美式文化的核心,民主政治競爭必須迎合主要政治消費者─也就是一般平民的價值品味,知識精英退場亦屬自然。最後一個鞏固反智傳統的支柱來自強調實用與就業的美式教育制度,相對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智識能力,美國教育制度反而集中在美式民主需要的公民品德以及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能,奮鬥意識與堅毅品格遠較抽象的理念辯論重要,反智成為美國基礎教育造成的意外結果。

 

今日的反智傳統?

 

霍夫士達特對於反智的分析完美地揉合的歷史制度分析與知識分子進行實質撰寫時的機鋒,造就本書論證上的雄辯性。然而,霍夫士達特這位長於多元族群的水牛城、受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典型城市中產階級智識分子在這本書對於美國社會的批判如果僅是中世紀美國的時間碎片,恐怕將小看了陳思賢教授翻譯本書的用心。霍夫士達特式的歷史研究最大的魅力,也是當今知識分子最值得效法的,乃是他獨立自省的道德勇氣。

 

霍夫士達特早年傾心於左派進步主義,就讀水牛城大學時就擔任左派組織「全國學生聯盟」(National Student League)校園分會主席。1938年霍夫士達特和同世代知識青年還曾加入共產黨,不久之後,霍夫士達特立即理解到美國共產黨對於莫斯科所為的容忍與不容異議的詭異,自此切斷了他與共產黨的連結。對於共產黨幻想的破滅經歷,激發他作為知識分子獨立批判的的職志,終其一生不再受到黨派主義的桎梏;這個重要的特質,使他敢於批判廣受知識分子支持的小羅斯福總統在推動的「新政」(New Deal)時所隱藏的私相授受,也讓他在解構資本主義的壓迫反智,仍然與馬爾康X(Malcolm X)為代表的激進主義保持距離。這樣的立場自然不為青年所喜,但長久而言,反而使他的立論免於淪為政治宣傳。

 

美國的反智傳統並非世紀中的特產,隨著全球化的推展,跨國內容產製的發達,聰敏的讀者應該意識到反智現象無所不在,像動畫《癟四與大頭蛋》(Beavis and Butt-Head)所描繪的反智二人英雄組不但廣受歡迎,「白痴英雄」拒絕思考,故意惡搞,挑戰底線的作為,可能成為跨世代年輕人有意無意模傲的對象。這種反智文化與政治的互動正以不同變種演化,令人吃驚地俯拾皆是。流風所及,政治人物甚至也感染反智思考的風氣,認為「選民就是這樣」。這種集體反智的風潮在台灣的選舉中,竟然是最常見的風景。使我們理解到智識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不墮入反智與平庸有多麼重要。而這種知識分子的公益精神,畢竟必須由拒絕教育商業邏輯的「反智」開始,《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文版問世,正是這個公益覺醒運動的明顯標誌。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東亞政治經濟、區域整合與治理、非傳統安全、科技與政治。作品散見《東吳政治學報》、《問題與研究》、《亞太研究論壇》與國際知名出版社Routledge、World Scientific出版之專書。近期研究焦點集中於東亞區域整合運動的秩序變遷、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發展、以人為中心的比較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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