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台灣紀實攝影的困境──評郭力昕《製造意義》

Saturday, October 6, 2018

 
書名:《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
作者:郭力昕
出版社:影言社
出版時間: 2018年2月

 

郭力昕可說是台灣近三十年來最重要的影像評論者之一,紀實影像(包括攝影與紀錄片)是他關注的焦點。本書收錄他近十年來的研究論文,除了以荷蘭的「世界新聞攝影大賽」的日常生活獎項為分析對象的最後一篇文章之外,其餘都是對台灣的紀實攝影作品的討論。

 

郭力昕認為台灣紀實攝影的創作美學與技巧,深受美國新聞學教科書、普立茲獎與《生活》雜誌的攝影作品等獎項體制與出版品的形塑,然而背後的創作哲學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引用攝影理論家 Victor Burgin、 Peter Hamilton 等人的說法,宣稱西方的紀實攝影有兩個重要的哲學基礎,一是在二十世紀初對抗去個人化的極權主義的人道主義,進而發展出「一種從社會不公平中解放『人』免於被剝削的信念」的立場(63頁)。另一哲學則是「實證主義」,認為攝影透過超然客觀的觀察,能夠呈現出「真實」。

 

郭力昕宣稱台灣的文化傳統並不存在上述哲學基底,台灣紀實攝影追求的通常是企圖透過見證來「生產一種產生集體情緒的感性效果」(47頁)。例如,本書比較《人間》雜誌1989年的老兵返鄉專輯以及1995年民進黨中央出版的《給台灣一個機會:攝影專輯》,指出《人間》挪用文化符號和老兵思鄉親情以表達支持統一的主張,後者則透過影像構圖和文字將解嚴前後多元的各種抗爭,「概括挪用社會運動為民進黨之功績」,進而傳達人民渴望台灣獨立的訊息。這兩組作品的政治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卻有著類似的影像意義建構手法。

 

這樣的意義建構操作並沒有隨著台灣政治變化與影像創作與批評的多樣發展而消失,反而在《天光:太陽花學運攝影集》所營造的「影像劇場」,以精準熟練的操作手法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另一方面,使用紀實素材但刻意抽離且以明顯介入手法從事藝術創作的新紀實主義作品,郭力昕的評價也不高。他以兩位近年頗受到肯定的攝影師的作品為例,認為張乾琦以龍發堂病人為主題的《鍊》,和周慶輝以甘肅黃羊川貧童為題的《野想》,其去脈絡化、怪異化的藝術操作不只脫離現實且是對弱勢者的剝削,更是權力的施展與影像的暴力。

 

在這些批評背後有著重要的美學要求與相關的政治倫理思考,其理據是對歷史與脈絡的重視和要求。郭力昕引用影像創作者兼藝評人 Martha Rosler 的看法,認為「影像美學的適切性都必須連結到攝影題材所在的特定歷史語境裡…否則現實世界就只能淪為創作者取得作品之永恆美感的踏腳石,而創作者無論動機如何良善的初衷,也會一步步朝著剝削被攝影題材的方向靠攏,最後以『藝術』當作合理化這種剝削的護身符」(106頁)。

 

閱讀此書,除了讚賞作者的犀利評論以及對創作倫理的嚴謹要求,也不免有股悲觀。郭力昕在序中言感嘆,僅管這三十餘年來經歷了民主化與數位化等重大轉變,新聞攝影的教育與實作卻未有多大改變。事實上,書中談到的大多是倒退與反動的例子。

 

郭力昕討論攝影所涉及的權力關係時,常引用傅科等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基本上對「觀看」本身就常抱持疑慮和負面的看法。透視法式的觀看被認為和權力宰制以及資本主義剝削有著內在的關聯。正如思想史學者 Martin Jay 所指出,這種對視覺的負面看法常出現在二十世紀西方的批判哲學思想。在影像研究中,這又結合了女性主義對男性凝視的批判,以及後殖民理論對歐洲中心觀點的分析。本書也採取這樣的評論策略,例如在討論台灣紀實攝影先驅王信的攝影集《蘭嶼・再見》時,就批評其「浪漫化凝視」和「人類學式的獵奇」。

 

但這樣的批評觀點也有其風險,容易將拍攝對象化約為無行動力、無主體性的「受害者」。《蘭嶼・再見》有張照片的拍攝對象,其姿態明顯在回應攝影師的拍攝舉動;郭力昕的評論卻指責王信收錄這樣的照片,落入了遊客般「無感餘以攝影凝視他者的相同模式」(78頁)。然而,這張相片其實意義曖昧,拍攝對象帶有挑臖的姿態可以有多種解讀,包括政治性與批判性的詮釋;或許郭力昕是太快地否定與關閉這些可能了。

 

郭力昕宣稱其分析觀點頗受到後結構主義思潮觀點的影響,然而,不論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後結構主義偏好的差異、斷裂與反意義,並非本書關切所在。事實上全書很少探討攝影作品的美學,而完全聚焦於影像的政治性。

 

郭力昕推崇關曉榮的作品《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認為其作品有鮮明正確的政治立場,創作過程也結合了政治介入,在紀錄時又有反身性的自覺和節制。這是書中極少數獲得正面評價的例子。或許左派強調的對現實的掌握與介入,才是《製造意義》所隱約主張的紀實攝影實踐。書中多次引用的伯杰(John Berger),正是這類評論立場最卓著的代表。

 

郭力昕推崇關曉榮的作品《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認為其作品有鮮明正確的政治立場,創作過程也結合了政治介入,在紀錄時又有反身性的自覺和節制。這是書中極少數獲得正面評價的例子。

 

《製造意義》的批評方式可說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間的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的淋漓展現,雖然背後的評價取向可追溯到更早之前、當左翼政治實踐與現實主義藝術的結合尚未破滅的時候。然而,在新世紀相當不同的政治、思想與創作環境下,此書的出版或可刺激我們思考此一批判計畫在當前的意義、價值、可能性與限制。

 

 

 

作者為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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