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Friday, October 5, 2018

 

 

書名:《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

作者:平野聰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10/03

 

 

「東亞」是不證自明的概念嗎?

「同文同種」地區意識下的產物

 

各位讀者或者會對於本書使用「東亞」這種加上引號的寫法而感到疑問,並且認為:「圍繞著東海的東亞社會,自古就共同擁有發祥於中國的漢字文化與農耕文化,並在溫暖的氣候中,造就了豐富的人口與高度發展的產業。雖然東亞近代的確發生了一段不幸的歷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皆依序以新興工業國家與地區之姿崛起,如今中國也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帶來了經濟急速發展的成果。雖然民族主義的對立更加嚴重,但仍以經濟為中心,不斷強化著區域之間的統合。現今的東亞,已漸漸成為能與歐盟並駕齊驅的強有力的區域整合體。實現『東亞共同體』,或許不再只是一段空談。」

 

不論您是否這麼想,至少,大家對於「東亞」的整體想像,應該都是「受到沿著海洋不斷擴大的漢字文化與農耕文化所影響,並在這些歷史遺產下,逐漸形成高度發達社會的地區」吧?因此,在明治時代後,解除「鎖國」的日本與大清/近代中國之間,出現了「同文同種」(具有文字與黃種人共通性)以及「一衣帶水之鄰國(比喻源頭相同,兩者間只夾著海洋)」的表現方式。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鳴。例如宮崎滔天北一輝等日本的泛亞主義者,就與孫文、宋教仁為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有著緊密的關係。

 

不過我們也難以否認,這種「同文同種」的邏輯,與「正因為源出同種,所以為了對抗白種人,更應該聽從日本這個新亞洲中心的領導才對」這種自以為是的想法產生了連結。「東亞新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正是這種說法的終極體現。然而另一方面,福澤諭吉在歐洲帝國主義侵略著亞洲的情勢中,因期待「東亞」聯合的出現,故積極展開了相關行動。但在最後,對於持續混亂、始終無法下定決心踏上近代化道路的清國與朝鮮感到絕望後,福澤諭吉最終決定「與亞洲的惡友絕交」,提出了「脫亞論」,表示今後不應再特別看重這些國家,僅將他們當做是世界其他各國一樣看待即可。

 

二次大戰後,亦有不少日本人,基於對侵略戰爭的反省以及實現真正泛亞主義的觀點,從而希望日中友好,抑或是能夠與「東亞」鄰近諸國互惠共存。然而就像先前提過的一樣,當他們碰上了各國高漲的民族主義衝擊後,日本國內對抗的民族主義,也隨之跟著高漲。

 

然而,這種對「東亞」各國幻滅的態度,其實源頭還是來自對「東亞」架構的重視以及期待,是自期待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中產生的心情。在這層意義上,或許正說明了日本人與「東亞」架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是否有普遍認知的「東亞」形象存在?

 

但當今日本人腦海中所浮現的「東亞」形象,卻未必與中國、韓國人的形象相同。

 

特別是,與日本人所抱持的「基於漢字文化與人種相似性而統合為一的『東亞』」概念不同,朝鮮半島的人們,多半長期警戒著這種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所形成的正當化區域意識,認為這是否定朝鮮半島獨特的歷史與文化特質,並因此敬而遠之。就前近代的朝鮮半島人民來說,日本人與滿洲人都是野蠻的種族,卻陷入不得不向滿洲人朝貢、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困境,還要在「東亞」這個區域中找尋自己的定位,會產生抵抗心態也是理所當然。關於這個部分,本書將會在第二章與第四章詳述。

 

因此,現今韓國在表示包含自己國家的地區秩序時,一般會使用「東北亞」這一用語。其背後原因,或許是自古以來,各種人、事、物以朝鮮半島為中心推移後的結果,以及在近代史的過程中,有不少出身朝鮮半島的人,因為貧困或動員等理由,被迫移居至日本、中國東北部或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以及東西伯利亞的歷史。而在日本,為緩解與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緊張關係,及這用語也追加了「國際合作」的意涵,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使用「東北亞」的說法。

 

另外,中國不像日本所想的那樣頻繁地使用「東亞」這一詞彙。毋寧說,當他們在形容包含自己的地區概念時,「亞洲」才是最常使用的詞彙。之所以如此,其背景乃是近現代中國自身所擁有的巨大領土。中國人使用的「亞洲」詞彙,並非只是日本人所稱呼的「東亞」或「內亞」的巨大複合體概念,而是一種必然形成的國家意識本身的全方面表現。為了維持包括非漢人地區的領土,也為了將寬廣國境線上的紛爭壓在最小限度,中國原本就無法專心致力於處理日中(以及在日本背後的美國)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即使這是近代後才自西方傳來的地區概念,但使用字義更加廣泛且模糊的「亞洲」一詞,還是會更有利於自己。就因為這樣,有人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需求,其實並沒有日本人對中國的需求,感覺起來那麼強烈。

 

實際上,在明治維新剛起步的時候,清國的人們對日本幾乎一無所知。就算時至今日,儘管當地媒體大力宣傳「抗日」,日本人到中國旅遊時,也會發現屢屢被視為是漢人一部分,這一現象也不甚稀奇。就筆者的經驗來說,十幾年前,中國旅社的旅客登記簿上,都會有一欄專供寄宿者填入自己民族稱呼的項目。而若是工作人員代為填寫登記簿時,日本人都會被以「能正常地用漢字書寫自己的姓名」為由,在這格內被填上「漢族」兩字。讓人不禁有一種感覺:「要是沒有『反日』、『抗日』的問題,對於擁有龐大人口的漢人來說,或許日本人的存在也不過是廣闊漢字之海中的一粟罷了。」關於這一段的內容,本書會在第六章詳細敘述。

 

順帶一提,其實近代中國所使用的「亞洲」一詞,其含意與日本所使用的「アジア(亞洲)」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日文的「亞洲」,就像還有「西亞」一詞一般,是直接接受西洋傳來的地區定義。因此它指的是非歐洲文明的東方之地,也就是從日本至伊斯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範圍內的廣大地區。不管是岡倉天心所說的「亞洲一體論」也好,還是大川周明所提倡的「聯合伊斯蘭論」也罷,其實都是試圖解釋以佛教、儒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各宗教文明組成的多樣世界。雖然今日已不是處在二戰爆發前與歐美對立的情勢下,但在歐洲以外的地區裡討論到諸如尊嚴或價值等議題時,「亞洲」一詞仍有著某種獨特的魔力。相較於此,在筆者向認識的幾位漢人詢問的結果來說,中國所說的「亞洲」,往往就只是指中國以及中國周邊的廣大模糊地區(大多包含到東南亞)。至於有沒有包含印度次大陸、中東與近東,則莫衷一是。

 

某個區域所呈現出的印象,絕非是自然生成,而是包含了個別國家,乃至於個別地區社會在歷史洪流中所留下的足跡。而「東亞」這個地區,與其說裡頭的各個國家共同完成了什麼,不如說他們在彼此對立下,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意象。也因此,在談論這一地區的歷史時,是否該輕易移除掉「東亞」的引號,總是讓筆者感到猶豫。

 

「東亞」概念無法涵蓋的「東北亞」史

 

以日中兩國為中心來談論「東亞」的方式,或者聚焦於中國、韓國與日本在「歷史認知」上明顯的對立,都可能會讓我們容易忽略掉許多其他的問題。

 

舉個例子來說,中、韓在同為督促日本接受「正確的歷史認知」的關係上,乍看之下似乎非常親密。但實際上,兩國也圍繞著領土與歷史認知的問題,隨時都可能爆發激烈對立。這裡所說的,即是自長白山及其周邊歸屬問題衍生出的對立。長白山位於北韓與中國國境,對於朝鮮半島的人們以及滿洲人雙方的歷史來說,皆是一座聖山。當今,雖然中國與北韓是以鴨綠江、長白山以及圖們江為國境,不過就韓國的民族主義立場來說,他們主張吉林省的一部分「也是版圖遍及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韓民族古代王朝高句麗的故地,因此若韓國在將來統一,此地也應歸屬韓國」。這讓筆者想起自己在一九九○年代參加東京大學的講座時,中韓兩國的留學生針對這問題展開激烈爭吵的往事。

 

而這個問題真正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在中國根據歷史研究的成果,將高句麗王朝定位為「中國的地方王朝」,並試圖登載於歷史教科書後才開始的。中國或許認為,若朝鮮半島情勢開始動盪,最終在韓國主導下,實現了南北韓統一的話,這個地區將極可能出現歸屬問題。因此,中國試圖將曾定都於當今天的中國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麗王朝,放進以現在中國支配領域為基準的「中國史」架構中。不過這樣的作法引起了韓國方面極大的反對聲浪,在二○○四年的夏天達到最高峰。當時韓國國內的「反中」輿論之強烈,很難令人相信在短短半年後,韓國會將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問題與「歷史認知」相連結,選擇與中國採取同樣的步調。

 

依筆者所見,這個問題恐怕會比起圍繞著小島所產生的日韓、日中爭論還要更複雜、更長久地延續下去吧。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吉林省的東南部,不僅對朝鮮半島的人們來說是貫通半島氣脈的源頭(金正日之所以會在北韓有著「神聖」的形象,就是來自他是在各種「祥瑞」下,於聖山白頭山上的抗日游擊隊根據地出生的「傳說」),同時也是滿洲人所認為的神聖「龍興之地」。

 

基本上,中韓的國境問題,是不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騎馬民族之生息空間,與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二者在歷史上互相接觸後所產生的。因此嚴格來說,這個問題並非是漢字文化內的國家或區域的相互關係,因此也無法從「東亞」加以探討。

 

不過,日本人後來卻變成是以「東亞」國家間的爭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來看待這段歷史,為什麼會這樣呢?首先,不屬於「東亞」的滿洲人建立了大清,並吞沒了漢人的領土,形成一個巨大的帝國。接著,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雖然厭惡、否定滿洲人的支配,但仍以對自己有利的解釋方式,把滿洲人建立起的帝國整體當作「中國史的範圍」、「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因此才演變成這樣的結果。就這點來看,或許日本人習慣以「東亞」的地區印象來討論「東亞」各種問題的方式中,很可能存在著對歷史認知的不透徹 。此外,即便是靠著「正確的歷史認知」而呈現出團結態勢的國家,終究也不能稱其共通的歷史認知有辦法全盤掌握住整個「東亞」的輪廓。

 

台灣的定位?

 

每每在針對「東亞」而議論時,筆者都會對今日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實現經濟、社會高度發展與民主化的台灣,感到一種難以清楚其定位的不協調感。在談到「東亞」地區合作的話題時,為何總是只有日本、韓國與中國?為何同樣擁有開放的政治經濟的台灣總是不在考慮範圍內?

 

當然,這或許與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概念脫不了關係。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接受了清帝國的割讓,開始殖民統治台灣。後來又因為敗戰,將它歸還給大清在國際法上的後繼國家──中華民國。從那之後的台灣問題,基本上應由中國內戰分裂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雙方來解決,日本並無置喙的餘地。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持續主張「中國只有一個,理應統一」的話,台灣便仍是「中國的一部分、東亞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之所以難以納入「東亞」的輪廓中來談論,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台灣本身在歷史上所持有的「邊陲」特性,或者稱之為文明、文化上的「交叉點」特性。台灣,原本就處於馬來─玻里尼西亞文化圈的「邊陲」,後來因漢人的移民,又增添了漢人社會「邊陲」的特性。到了近現代,它也是現代日本或美國影響力所能觸及的「邊陲」。不過,台灣的人們不只保持著這種「邊陲」特性,還反過來將它加以利用,使得台灣正如「交叉點」這個詞彙的含義般,交織了各式各樣的要素,發展成一個獨特的社會。

 

在台灣社會中擁有壓倒性人數的,是說漢語、寫漢字的漢人。不過,台灣的儒學並不像中國、韓國、日本那樣,對於地區或者事實上的「國家」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台灣自古信仰佛教、膜拜守護海洋的女神「媽祖」,近代以後,基督教信仰也相當盛行;民間信仰的活躍,有時甚至可以「狂熱」來形容。而在政治社會的立場方面,即使交織著自「獨立」到「統一」的各種議論,但它還是成功以事實上的「國家」之姿獲得了安定與發展。因此,要將有極高多樣性的台灣社會,想像成類似中國大陸、韓國或者明治時期的日本等,是個受到「拘泥於正統原則」的儒學家支配的社會,或許過於輕率了。

 

跨越特定「國家」與「民族」的框架

 

以使用漢字為首的「中國文化」為中心,假設各國間存在著一個具有相似社會結構的「東亞」,那麼對台灣這種立基於多樣化地理、歷史要因上的「特殊」要素,就很難給予一個準確的定位。同樣地,這點也可套用在「東亞」與「中國文明/中國史」的觀點中。以往皆被視為「落後西方的」或是「少數民族的」人們,特別是蒙古、西藏、突厥裔穆斯林等「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歷史上,亦綻放了明顯與漢字文化迥然不同的獨特高度文化。因此,對這樣的一群人,我們真的能夠單純以「位在東亞邊陲的少數民族」來一語蔽之嗎?

 

筆者認為,在思考橫亙於「東亞」的各種問題時,絕對不能將「東亞」給人的印象當作「常識」,更不能安於「中國史」、「日本史」、「韓國史」的框架。即使它們個別皆對「東亞」做了陳述,但其內容卻也往往給人一種不過是沿著自己國家、民族的立場來做解釋與重新建構的狹隘印象。

 

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更妥善地說明包含了各式各樣觀點的地區史呢?就筆者的淺見,至少我們應該以誕生出這些彼此矛盾主張的土壤為中心,思考為什麼在這塊「地區」會出現這些矛盾與對立?若不想再產生對立,我們要從這過程中汲取哪些教訓?做到這幾點後,或許我們才有辦法跳脫國家、民族的框架,以對等的立場,來討論「東亞」問題——如今,它正站在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對立的十字路口。

 

接下來,本書將要呈現前近代的「東亞」──或者該說是在廣大的亞洲裡,曾經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清帝國的輝煌史,以及其悲壯的毀滅過程。這樣的過程,或許會讓我們在思考這個區域中的對立與糾葛時,獲得許多提示吧。至於筆者是否能夠成功地說完這段旅程中的所有故事,就交給各位讀者加以判斷了。

 

 

 

作者為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專長亞洲政治外交史,研究領域為中國以及東亞的近代史、民族主義和國家統合問題。主要著作除了本書之外有《「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筑摩新書,2014),以博士論文出版的著作《清帝國與西藏問題──多民族統合的成立與瓦解》(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獲得同年度的「三得利學藝獎」(思想‧歷史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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