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策電影的天空

Saturday, September 15, 2018

對於關注國策電影作為文化社會史發展的觀察者而言,他們應當比一般觀眾敏銳,很容易即辨識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或者說,依照國家於戰爭時期製作的電影,它的本質可謂具有多種超強的功能。顯而易見的是,他們以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需要,向本國的群眾展開思想滲透(洗腦),進而定義和裁決歷史的位相及其正當性。不過,我們同樣亦可質疑這種精巧偽裝的第八藝術,果真沒有期限終年?作為廣大的受眾,真的無力抵抗全盤接受?他們又如何看待這個特意製造的電影文本?

 

按照日本電影史的說法,國策電影最為蓬勃發展在於昭和戰爭時期,以《支那之夜》(1940)、《夏威夷.馬來亞海戰》(1942)、《迎向天空的決戰》(1943)這三部上映電影為國策電影的代表作。在統治階層看來,那個時期正值大眾文化鼎盛之際,必須有效管控這些娛樂活動的潮流和收入,只是在做法上,既不能完全打壓,亦不可放任肆意奔流。國家相關部門藉由這個風潮出資和製作電影,用兩種身份進軍電影市場。事實上,攝製國策電影有幾個利點。

 

首先,它能夠提高參戰的士氣,強化和宣導國家的政策;其次,又可加入商業活動。雖然它占盡主導思想傾向的優勢,但它仍然面臨藝術電影和娛樂電影的競爭,1943年上映的《姿三四郎》和《無法松的一生》兩部電影,經常被拿來與之相較。國策電影若很賣座自不待言,萬一票房極為慘淡,不但會引來社會議論,國家的威信亦可能喪失。為了防止這種事端發生,官方隨時都必須關注國家和思想言論的管控,細緻考察其中的因果關係,探討它的意義以及相應措施。換言之,上映電影的實際營收,關乎著當時的社會動向,而這些要素都是官方不可或缺的情報。

 

國策電影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1938年夏天,由於它的定義不明確,而且有誇大之嫌,愛國主義者認為必須重新釋義。例如,有極端的說法是,二戰時期經由官方審查合格的電影全部稱為國策電影,不問它的內容和屬性,但就實際面而言,民間出資拍攝的電影是否列入國策電影的行列,是由當時的日本政府部門審查決定的。1937年4月,亦即爆發中日戰爭前夕,負責電影審查的內務省警保局,修正了電影審查規則,將作為教育用途和政令宣導的電影免除審查費用,後來擴大範圍,凡遵守這原則的電影作品皆為適用,包括故事片(內務省視為娛樂電影)和文化電影。日本政府祭出這些優惠措施,表面上不提國策電影,就其修改規則而言,其真正的目的非常明顯,旨在獎勵民間拍攝製作國策電影。問題是,在政治嗅覺機敏的電影公司看來,為了省下一筆審查費用來迎合政府的法令,很可能就被視為國策電影的同路人,這種代價和風險未免太大。

 

再舉具體的案例。官方視為免除審查費用對象的電影,必須具備幾種條件:拍攝技巧卓越,尤其應當提振和昂揚國體觀念(凸顯日本天皇的主權),確立國民道德,正面認識國內外的政治情勢、軍事、產業、教育、防災、衛生等各種行政的宣傳,增進公共利益的電影,等等。正如上述,官方除了推動國策電影的製作、審查電影是否得以上映之外,對於電影票房收入同樣寄予高度關注。按照日本電影院的商業慣例,民間自行編輯和刊印《日本映畫(電影)年鑑》,其中有常設的欄位,詳實記載日本各地(東京、大阪、京都三大都市,後來某個時期又加入札幌、福岡、橫濱、名古屋等地方城市)主要電影院該年度的票房營收,包括該戲院負責人、可容納觀眾人數、票價,每週上映的電影片名,資料可謂極為齊備。作為主管機關的警保局再依照這些統計資料進行有效的管控。

 

《土》這部寫實主義的電影傑作,改編自作家長塚節的小說,由內田吐夢導演費時多年攝製的,這部作品深刻凸顯出日本農村中佃農的命運,極為成功召喚觀眾重新關注佃農的生活。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在國策電影覆蓋的天空下,有兩部藝術電影贏得了大眾的共鳴。《》這部寫實主義的電影傑作,改編自作家長塚節(1879─1915)的小說,由內田吐夢導演費時多年攝製的,這部作品深刻凸顯出日本農村中佃農的命運,極為成功召喚觀眾重新關注佃農的生活。此外,《土與士兵》這部電影同樣有改編自原著小說的優勢。這部戰爭電影鉅片由田坂具隆導演,主要以火野葦平於1937年秋天登陸中國杭州作戰的經驗為基礎。該片上映以後,得到報紙和電影雜誌影評的肯定,但是因為受到免除審查費用,因而被視為「國策電影」。儘管如此,這部電作上映後,連五週票房奇佳,登上了1939年度日活(株式會社)電影的票房榜首。

 

《土與士兵》這部電影改編自火野葦平小說。這部戰爭電影鉅片由田坂具隆導演,主要以火野葦平於1937年秋天登陸中國杭州作戰的經驗為基礎。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我們分析其賣座的情況可以發現,《土與士兵》票房衝高的原因,多半歸功於教育或相關團隊支持。以京都為例,來觀看這部電影都是傷殘的退伍軍人,在福岡方面,則是動員市內的男子中學前往觀賞,藉由觀看此部電影更加認識前線土兵的英勇。《土》同樣在東京上映之時,它們的票房亦依地區出現差異,以高學歷者居多的新宿,比庶民區的電影院票房來得亮眼,由此可明顯看出觀眾的品味和屬性。在京都也是如此。多數知識階層對於《土》的宏旨深有同感,積極宣傳這部電影,這股力量的催化下,接連十二天《土》的賣座一直穩定升高。

 

《土與士兵》上映以後,得到報紙和電影雜誌影評的肯定,但是因為受到免除審查費用,因而被視為「國策電影」。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總體而言,在戰爭時期,日本(包括臺灣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反共愛國電影)國策電影的天空是很低的,低到鋪天蓋地而來,大眾幾乎伸手即可搆著。但反過來說,這正是日本政府部門刻意營造的戰時風景。在他們看來,尤以在戰事愈加吃緊,進入戰爭總動員的時空之下,大眾能夠觀看的世界應當受到限制,他們的視野必須被拉回愛國主義的立場,與他的國家同仇敵愾,否則連個人的娛樂享受和奢侈的想像,都將是不可掌控的危險。的確,任何一個統治政權向來都畏懼莫名的威脅,不管這種潛在的威脅很可能只是出於善良國民的感冒咳嗽,或者一場忍俊不住的笑聲。

 

 

 

作者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從小立志當小說家,書寫探討生活中的奇妙。目前在文化大學講授日本現代小說筆譯課程。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日晷之南:記遊日本書海》;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譯作豐富有《片腕》、《太陽與鐵》、《我青春漫遊的時代》、《不道德教育講座》等。

Tags:

Please reload

相 關 文 章

Please reload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Black Facebook Icon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