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領域的生與死

Wednesday, September 5, 2018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意見。如果純粹只是私人議題,看法與見解的差異就像是口味癖好一樣,這是沒有什麼好爭論;但是一旦涉及了公共事務的安排,那麼就得有一套共同的遊戲規則。如果是處於一個強勢的統治者之下,秩序就是由其定義,大部分的人沒有置喙的餘地;如果大家都是身份平等,那麼要如何獲得出大家都願意遵守的規定?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從我們許多生活大小事都可以知道,只要願意彼此尊重,有話好好說,經過了公開的討論之後,一定可以獲得合情合理的共識。放到更廣大的層次,公民本來有不同利益、信念與價值判斷,但是如果能通過開放的辯論,也應該會形塑出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輿論,代表大多數的人意志。

 

德國學者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研究指出,在邁向當代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公共領域透過報紙、文學作品、沙龍與社交團體,歐洲的資產階級形成為了一個相互討論與論證的群體,其結果就是促成公共輿論之誔生。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這種能夠促成理性發言與討論,並且形成輿論壓力的環境,德國學者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稱之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他的研究指出,在邁向當代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公共領域曾發揮重大的作用,透過報紙、文學作品、沙龍與社交團體,歐洲的資產階級形成為了一個相互討論與論證的群體,其結果就是促成要求法治與重視權利的公共輿論之誔生。

 

哈柏瑪斯的研究最早是在1962年以德文發表,但是很快地被遺忘。經過後來的第三波民主化衝擊,東歐、拉美、東亞各地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都紛紛開始討論所謂「公民社會」,亦即是由下而上的自發組織如何成功地挑戰了威權統治者,公共領域一詞也重新獲得重視。其英文譯本在1991年出版,這意味著十七、八世紀的歐洲歷史演變,也有可能在其他地區重演,值得深入考察。

 

當代中國自然是一個測試公共社會理論的重要個案,尤其當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眾所觀注的問題即是:到底經濟成長是否會帶來要求民主化的動力,撼動一黨專政的封閉格局,亦或是共產黨能夠成功地馴化資本主義,得以動用更多的經濟資源強化大其統治根基?無論中國未來走向如何,匯集並且形塑輿論力量的公共領域在其中會扮演何種角色,都是一個重要關鍵。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雅雯(Ya-wen Lei)出身於台灣,她在2018年出版了《中國抗爭性公共領域》一書(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試圖運用源自歐洲的概念,以解當前各種層出不窮的「輿論事件」所具有歷史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雅雯在2018年出版了《中國抗爭性公共領域》一書,試圖運用源自歐洲的概念,以解當前各種層出不窮的「輿論事件」所具有歷史意義。圖片來源:博客來

 

根據雷雅雯的分析,中國出現持續性的公共討論,並且形成一股透過輿論批判當權者的力量,是2005年之後才出現的趨勢。在此之前,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都曾出現批判當局者的強大呼聲,不過都是暴起暴落,都沒有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很多人可能認為,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發展是其主因,畢竟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網路媒體的即時性、去中心化、移動性就足以挑戰中東與北非的獨裁者。然而,這樣的技術決定論過於簡化,也不能解釋為何網路上的輿論事件在中國產生了特定的政治衝擊。從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一位因為收容遣送制度而枉死的青年)到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中國網民的線上討論與參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改革力量,迫使執政者不得不重視。

 

然而,如果只是片面強調網路所帶來的科技衝擊,就是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變遷背景。雷雅雯指出,早在網路與社群媒體普及之前,法律與媒體之發展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在文革浩劫之後,共產黨領導者開始討論「法律監督」的問題,其重點是要避免一人專政所帶來的政治災難。官方媒體開始出現法律教育的電視節目,「以法治國」的講法最早也是在1997年就出現。再者,為了吸收外資,法律的明文保障也是必要的。如此一來,權利的概念普及化,各種抗爭者也採取法律的論述,成為了所謂的「維權」抗爭。1990年代的媒體市場化也使得黨中央宣傳部無法全面掌握,出現各種「批判性報導」,以爭取讀者的認同。尤其是在廣州,自由派的媒體獲得較不受約束的發展空間,透過其報導,開啟了記者與律師的合作關係。

 

要促成經濟發展,統治者不得不接受新形態的法律與媒體,但是現代化並不是一份可以任君挑選的菜單。一旦要求法律的限制,就不能只要保障外資私有財產的部分,而拒絕承認人民權利的相關規定。同樣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媒體與網際網路。換言之,批判式的公共領域之浮現,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現代化所意外產生的後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黨當然不會平白坐視網路公共領域的「和平演進」,甚至危及其統治基礎。尤其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以來,開始緊縮意識形態的控制,公民社會、憲政主義等價值成為禁止的「七不講」,媒體被要求保持忠誠,永遠「姓黨」。在這種壓縮下,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來發動維權運動自然就成為政權整肅的對象。共產黨開始以敵我矛盾關係來看待網路公民社會,其目標在於將「灰色地帶」(混雜不明、不表態的網民)轉化成為「紅色地帶」(支持黨與政府的網民),並且消弭「黑色地帶」(批評黨國的網民)。從2014年以後,中國政府以反恐之名推行了網路實名制,也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持「網路主權」。

 

雷雅雯的研究指出,這些打壓固然使一些批判的聲音從網路消失,但是仍沒有辦法完全壓制公共領域的發聲。儘管政權大力扶植了「網路評論員」(亦即是所謂的五毛黨),但是佔據網路發言核心位置的仍是屬於自由派的人士。換言之,中國公共領域的前途仍是未明朗化,儘管有來自於政權由上而下的打壓,但是仍沒有完全喪失其積極的能動性。

 

雷雅雯的觀察主要是到2016年為止,後續的發展仍是有一些需要再追問的議題。監控網路公共領域,避免單純的「輿論事件」演變成為政治事件,自然是共產黨統治者所關切的,但是其作用畢竟是被動性、防禦性,是否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共產黨有可能採取更積極的策略?晚近以來關於「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討論即是與此密切相關,透過生物標識技術、超級電腦的運算,以及無所不在的監視設備,政權可以主動主擊,直接掌控某些特定人士的行踪,而不是等到事件爆發之後,再來處理。此外,2016年的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當選也顯示,外國勢力所支持的假新聞風潮,有可能干擾視聽,影響民主國家的投票結果。在晚近台灣,一些深藍的臉書社團、LINE群組也常流傳一些對岸製造的假新聞。

 

網路曾一度成功地挑戰世界各地的獨裁者,讓更多人民得以享有自由與人權的保障。然而我們如今是否已經過了一個歷史轉捩點,進化的獨裁者已經馴化了資訊科技,創造假的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他們不只能夠鞏固自己的專制,並且也能對外出擊,瓦解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

 

關於這些問題思索,雷雅雯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讓我們得以從過往的軌跡,思索與探討未來的可能性。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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