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正試圖參與的「在地」

Wednesday, August 15, 2018

 

 

 

這幾周經歷了一些事情,這篇權充一篇田野觀察,也記錄團體的「在地化」過程。

 

由於台南新芽關注的範圍是地理性的界線,只要跟台南有關,環境、勞動、性別,各種議題都想理解,然後看看能做什麼。圖片來源:嚴婉玲提供

 

「台南新芽」在地經營兩年,很努力的成為一個以台南市相關議題為關注範圍的公民團體。然而此刻,光是寫下這句話,我就無法不思考這句話的離地性。什麼是議題,什麼是公民團體,這些我在台北做社運時講過三千五百次的用語似乎不需要思考。但回到台南,我有點難跟身邊的人解釋什麼是「公民團體」,我後來都會直接說「我在弄一個協會,一陣台南的少年仔作伙弄的,討論台南的一些事情。」。

 

我在台北熟識的社運團體通常會選定一個議題,例如人權、環保、勞動等等議題,但關注的地域不限,如果非台北地區有事件發生,則會與當地的受害者或相關當事人串聯,協助發聲,畢竟台北是首都,要改變政策或形成輿論都得在這裡。但台南新芽關注的範圍是地理性的界線,只要跟台南有關,環境、勞動、性別,各種議題都想理解,然後看看能做什麼。所以這個組織實際參與了不少議題,參加了一些公聽會,開了幾場記者會。但,即使做了這些,我都還是覺得很離地。直到最近碰到一些事,我才開始試著掌握「在地」是什麼概念。

 

第一件事是這樣,我們在幾周前協助舉辦了一場大型活動,因為表演者是我們的成員,而主辦單位的理念我們也很支持。過程中除了幫忙牽線或者爭取曝光機會外,我還以團體理事長的身分去跟在地著名的老飯店洽談外地來的工作人員的住宿優惠,承蒙對方善意,很快拿到不錯的折扣。但在排練及住宿期間,住宿者有些行為令人困擾,例如喧鬧吵到其他房客,甚至在退房後還遺留不少待處理的物品,讓房務在清理時還得打電話來問說這些物品是否丟棄。此外,活動籌備期間,在地的協力廠商也經常被各種要求搞得七葷八素,氣到在活動結束後宣布不再合作。

 

聽到這些訊息回報,我很不高興。在這件事上,我們先是付出了自己的資源,後是賠上了團體的名聲(飯店下次還敢提供住宿優惠給我們嗎?),甚至我還要跟協力廠商通電話確認此事不會影響彼此之後的合作。但在不高興的同時我卻也意識到,人情義理開始進到團體的日常運作之中,誰誰誰因為什麼事情不高興,誰誰誰覺得不能這樣處理事情,方方面面我得開始思考如何讓每一次的合作都不會破壞下一次的合作。在地方,能不能動員出更多的個人或團體支持你,不僅是價值觀的相同與否而已,更必須不斷的被他者檢視個人及團體的人品、風評如何。

 

第二件事情是協會中有成員想申請某團體的獎學金,但需要該團體會員推薦才能申請,於是這名志工請我幫忙介紹,我一開始想得簡單,應該找個認識的會員就可以了吧,這種推薦獎學金的事情應該對很多人來說都只是順手之勞,於是去問了一些認識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包括親戚。沒想到我竟處處碰壁,到最後只好找熟識的議員幫忙,對方也很熱心地一口答應幫忙轉介。

 

到這裡看似事情解決,但我又開始不斷設想這是怎麼回事了。社會間不同階層的接合這麼困難,我以為我人緣不差,在地經營應該也小有所成,但卻連這件小事都做不到,還是要透過議員才能處理,選民服務這時顯得如此有意義,我還好意思批評著重選服的市議員尸位素餐嗎?(當然協助我的議員在問政上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後來跟朋友講起這件事,對方的回答讓我又明白了一些。他說,因為其他人不知道要怎麼定義你,你是誰?你有哪些資源?這是多麼明白的人情交換,「我今天幫你這個,你明天可以幫我什麼?」議員在這件事上有明確的位置,而我沒有,所以這些人的拒絕並不意外。我於是又多了解了「在地是什麼」一些。

 

除了這些「認識在地」的事情正發生著,這個團體仍持續進行著一些奇怪的嘗試。接下來即將進入白熱化的地方選舉,台南新芽也沒有選擇袖手旁觀,黃偉哲委員最終答應參加沃草與地方團體們合辦的「市長給問嗎?」活動,網站上也陸續出現通過百人連署門檻的提問,我們正期待著六位市長候選人(陳子敬未參與)的回答。

 

另一方面,台南新芽花了一些時間整理的「第二屆台南市議會觀測報告」也即將在九月面世,這份報告我們不評鑑優劣,只把所有議員在這屆任期總質詢時做了那些提問整理出來給選民參考,讓選民自行判斷是否認同議員關注的議題。發表時,我們想嘗試更積極的行動,不僅僅是在辦公室開一個發表記者會就上線了事,我們會直接到每一個選區去辦實體活動報告該區的情況,並歡迎有興趣的候選人及選民前來參與。有人問我,會不會怕有人來鬧場?會,但還是要做。

 

前陣子出版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中文版,我讀了之後,感受最深的也許是裡面提到的青年歸鄉運動遭遇的挫折。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前陣子出版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中文版,我讀了之後,感受最深的也許是裡面提到的青年歸鄉運動遭遇的挫折,類似的情境也出現在描述1960年代美國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之夏》之中。但那些返鄉(或下鄉)都是短暫的,政治或社運工作者常掛在嘴邊的「蹲點」,如果沒有在過程中產生衝突、矛盾與自我反省進而轉化,說出這個詞時只顯出傲慢。如果說太陽花世代在台北成功的改變了中央的政治空氣,那在台南,這群年輕人會改變什麼?我很期待,同時,我也一起努力著。

 

 

 

作者為台灣史學徒,認為取徑歷史以叩問並尋思當下現實才能產生力道,目前的研究興趣是政治運動史及地方政治史。也親身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實踐及實驗,與台南一群年輕人共同創立台南新芽,試圖用各種方式,想像並打造台南及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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