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港應走務實路線

Tuesday, July 31, 2018

 

外國對香港不是從政治視角作主要考慮點,而是從經濟角度來研究香港在經濟方面是否能夠維持一個貿易政策自主、資訊自由流動,以至資金、貨物是否能夠如常自由流出等方面,來考慮整盤香港政策。圖片來源:Pixabay

 

數星期前來過台灣,跟不少朋友談過他們對香港的一些想法,當然很多都覺得香港現時為對中的第一防線,因而需要關心香港的政治問題。沒錯,現時香港的政治狀況每況愈下,各項自由和人權狀況也出現萎縮的狀況,一國兩制確實面對住沉重挑戰和考驗。

 

不過大家都要知道一個殘酷現實,外國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實行狀況都不是從政治視角作主要考慮點,而是從經濟角度來研究香港在經濟方面是否能夠維持一個貿易政策自主、資訊自由流動,以至資金、貨物是否能夠如常自由流出等方面,來考慮整盤香港政策,以維持香港與中國不同的對待政策。因此,即使近年香港的人權、民主、自由狀況日益倒退,但不論是美國的國務院報告,還是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報告,都會指出一國兩制大體運作良好,當然他們亦會作一些篇幅批評香港的政治問題,以及北京對香港作出的各類干預,但影響不了最終結論。

 

現時不少國家,包括美國、英國,都是採取一套香港跟中國存有差異的對待政策,就如《美國─香港關係法》,就是一個具體法律來區分中國與香港政策取向,對香港提供不少經濟優惠及特殊待遇,如容許先進的科技儀品出口香港、關稅政策上作出優待,以及十年簽證期間毋須繳付費用更新資料等,都是凸顯美國在香港政策上,提供較中國更佳的政策待遇。而其他國家也按照類似的框架,向香港提供更優惠待遇,如新加坡、日本、大部分歐盟國家等,香港人前往當地都毋須事前申請簽證。現時香港入境處數據顯示,現時多達162個國家為香港護照持有人提供免簽證或落地簽證服務,但中國就只有68個,可見不少國家在處理香港與中國政策上,都存有不少的待遇差異。

 

而另一邊廂,香港現時亦以「中國香港」身份參與不同的國際組織,成為享有投票權的成員,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國際組織,與中國有著平起平坐的特殊地位。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在國際組織的投票取向通常與中國無異,但在最近的2026年世界盃主辦國投票,中國、澳門與台灣都投票支持摩納哥時,香港就投票支持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辦。由此可見,在無關痛癢的議題上,香港在國際組織的投票取向仍有一定自主度。

 

不論是香港政府可以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抑或是《美國─香港關係法》等不同國家對香港與中國的差異待遇,均是建基於1984年的那份,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評為「一個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北京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的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列明「中國香港」加入和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就是《中英聯合聲明》當中中方在當年給予香港的承諾,以條文方式呈現在《基本法》這本香港憲制文件當中。可是,美國會否修改,甚至廢除《美國─香港關係法》,就要視乎到底中、英雙方是否認可《中英聯合聲明》得到充分落實及執行;以及國際社會是否認可這份雙邊協議獲真正落實及執行。(王慧麟博士在《明報》2018年7月26日的文章《港美關係的日常》對此有更詳細的論述。)《中英聯合聲明》一直都是一份持續生效的雙邊協議,並不如中方所說那般,是一部歷史文件,否則不論《美國─香港關係法》,抑或是國際社會所容許的「中國香港」角色,就不復存在,屆時最大損失肯定是中國政府。

 

香港這個地方由過往開埠到現在,其實一直都是扮演中介的自由港角色,當初英國選擇香港島成為開初的殖民地,就是為了連結中國南方,以至東南亞的各個西方殖民地,尤其是英屬印度、馬來亞等重要殖民地。而到了中共建國以後,中共制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優勢,連結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貨物、資金流通,以及設立中資在港的機構和企業謀求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正是因為政治動盪而賦予香港的獨有角色。今時今日,香港成為一個貿易(仍屬)高度自主,經濟地位等同準國家一般的地區,亦大可以成為多邊貿易的重要中介,而這種國際化、具備貿易與經濟自主的狀況,正是維持香港「一國兩制」角色的重要條件,也是現時中方維持香港「(經濟制度)一國兩制,(表面)港人治港,(貿易與經濟政策)高度自治」的原因。

 

香港現時正在走上一條「政商分離」路線,以經濟發展和價值為主導的政府施政,並且少談政治發展,中方的對港政策更在逐步收緊香港政治方面的高度自治。尤其是現時正在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中方定必會進一步防止香港成為外國顛覆中共政權基地之餘,進一步放大和善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區角色,最少要維持香港的資訊自由與貿易自主,以維持經濟方面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以換取外國對香港繼續實施經濟和關稅優惠政策。

 

對台灣而言,香港固然是位處於爭取民主,反抗霸權的第一道防線,就算台灣各界如何發聲明、開記者會,又或是辦論壇、聲援行動,都未必帶來實質效果。因此,台灣其實更應考慮進一步對香港加強商貿往來,以致透過政策放寬,讓台灣開放予香港人就業、工作,甚至移居。現時台灣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就是制訂對港澳與中國區別政策的依據,可是台灣政府又有沒有想過,如何善用香港現有的各類貿易地位和協議,成為台灣對外的一個窗口?

 

在去年11月,香港政府就與東協十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開放香港資金、人口和企業進出東南亞,亦逐步削減和寬免香港到東協十國的出口關稅。而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目前面對最大的困局,就是地位不明而衍生的外交窘境,導致南向進展滯後,同時TPP這類亞洲自由貿易協定又因為川普上台而告吹,日本牽頭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暫時未讓台灣加入協定的談判,台灣面臨在外貿問題上的重大困局。而在這個困局當中,香港就成為整個對外棋局的活子。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地區和獨立關稅區,台灣資金和人才均可自由進出香港,不過在過往時間,台灣政府未見在此積極部署,尤其對香港的國際經貿地位和政策作深入研究。假使台灣當局最終可以提出一個更進步,更開放的香港政策,一方面既可以利用香港現時的經貿協議和自由港角色,向世界各地進行經貿往來,同時亦可以透過更進取的人才吸引計劃和入境、投資政策,吸引香港資金、人才到台灣投資和定居,加強港台連繫。

 

對中國而言,他們亦沒有正當理由阻截台灣資金和經貿、產業人才進出香港,而一旦中國加強貿易政策的干預,屆時動搖到香港獨立經濟體和貿易自主的角色,亦會牽動住西方在港的部署和利益,亦即影響住《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假如台灣當局善用香港這部活子,對香港實施一條務實的政策路線,屆時對台灣與香港都有相當裨益,也為當下的外貿窘境帶來突破點。

 

國際政治層面來說,價值外交固然是各國交流的重要一環,但牽動住整個國際局勢的,始終都是實際利益。在價值交流以外,提出一條務實、更談利益的對外路線,在當下的國際形勢和變化似乎更能帶來深層作用。

 

 

 

作者為香港智庫「立言香港」召集人,反國教運動時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並於雨傘運動時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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