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來的阿爺們真的理解香港人嗎?

Wednesday, July 11, 2018

《中國香港》一書霸氣凌人、殺氣騰騰。香港知名評論者陳冠中稱其為所謂的「中國天朝主義」主張。圖片來源:商務印書館官網

 

 

香港人常用粵語的「阿爺」稱呼北京派來的官員,名義上他們只是負責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聯絡」,但實際上卻主導了香港政治的重大決定。許多駐港官員不懂粵語,也不想要花時間了解香港的歷史與文化,事實上,他們也不信任根植在地的「土共」系統,寧願信任操普通話的共產黨官員。中聯辦官員的講話經常引發香港輿論之嘩然,原因之一即是他們不瞭解香港人心。在雨傘運動爆發之前,就有中聯辦官員聲稱不擔心佔領運動的衝擊,因為中國經歷十年文革之動盪,仍可以重新站起來。可以想像,這樣囂張的言論只是引發更多香港人的反感。

 

按理來說,紮實的學術研究應該可以提供政策擬定的良好依據,避免不必要的錯誤與緊張。中國有一些學術研究者長期觀

 

 

察香港,也熟悉香港人的想法,只不過他們所講的真話並不是掌權者所喜好的,也因此缺乏政策的影響力。相對地,只有那些「政治正確」的學者才會獲得重視,儘管他們對於香港的理解有嚴重的扭曲與誤解。

 

北京大學法律學教授強世功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強世功曾任職於中聯辦,這本書固然是為北京領導者尋找統治香港的法理基礎與實際策略,但是更重要地,香港的治理被視為中國復甦、打造一套名為「天下」的國際秩序之一環。強世功強調,香港不能用西方的民族國家、民主、帝國主義等概念來理解,而是要使用「王道」、「差序格局」等中華文化的政治詞彙。在他看來,毛澤東時代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與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並不是相違背的政策,反而都是源自於老祖宗的政治智慧。在未來,強世功更鼓勵共產黨應「洗腦贏心」,徹底改造香港人,因為這是中國文明挑戰西方文明的前哨戰。

 

《中國香港》一書霸氣凌人、殺氣騰騰。香港知名評論者陳冠中稱其為所謂的「中國天朝主義」的主張,等於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以文化之名實施同化與對外擴張。對於強世功而言,香港人的意願與想法並不重要,香港人的中西文化融合與殖民歷史記憶並不是珍貴的文化資產,為了天朝復振的工程,這些都是要被排除的阻礙。

 

《中國香港》一書充滿中華帝國主義的臆語,承擔天朝使命的阿爺任意剪裁香港歷史,其目的就是為擘劃未來的中國「天下」之藍圖。相對地,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在2015年所出版的《香港治與亂:2047政治想像》,則是採取另一種書寫的策略,他是從香港人的困惑與迷茫出發,剖析晚近的政治與社會爭議,試圖找出解決困境的出路。《中國香港》裡面沒有香港人,強世功所撰寫的對象是一種沒有帝國主義之名的帝國;相對於此,閻小駿是從香港人的實際經驗出發,而且他也相信,香港人一念之間的抉擇將會影響他們的未來。

 

 

 

圖說:《香港治與亂》將北京描述為一位溫和講理的嚴父,而香港則是被寵壞的、無理取鬧的小孩。圖片來源:三聯書店官網

 

《香港治與亂》以較中性的語調,還原各種問題的來龍去脈。在許多議題上,北京領導者自認為他們是釋出善意、製造利多,但是在香港的接收端之實際體驗卻是相反。閻小駿以2011年香港大學建校百年慶典為例,北京派出即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出席,算是超規格的對待;但是在香港學生與媒體卻關注於維安的處理與警力之使用,使得中央政府的美意沒有實現。此外,這一本書也釐清了一些常見的誤解。舉例而言,2003年開放的內地居民自由行,原先是特區政府大力爭取,以振興SARS風暴衝擊下的香港經濟,但是北京則扮演踩剎車的角色,擔心「易放難收」。結果即是超出環境負荷量的觀光客、搶購民生物資的水貨客、甚至是直接走進急診室生產的內地孕婦,引發了一波香港人反「蝗蟲」的抗議風潮。

 

除以上述這些無心之過,香港當前的政治亂象到底是源自何處?閻小駿認為,一國兩制的立意完善,對於香港人的要求,北京長期也以「寬厚」、「忍讓」的原則來對待。因此,過失責任就是在香港人身上,當地媒體長期「妖魔化內地」、香港人歧視、排拆內地人。香港人錯誤理解一國兩制,只看到「港人治港」,忽略了「一國」原則向來是優位於「兩制」。香港的抗爭運動是不負責任的,不是基於「會哭孩子有奶吃」的心態,就是源自於無端的「受害者心理」。

 

《香港治與亂》也指出,英國人在公務體系留下了「暗椿」,這些人勾結外國勢力,特意製造香港的動亂。因此,閻小駿給香港人的建議是「務實合作」、「向前看」,不要去挑戰北京的「底線」;要不然,到了2047年6月30日午夜,特區政府就成為了人民政府,香港也淪為了一個內地城市,喪失了其特殊地位。

 

《香港治與亂》將北京描述為一位溫和講理的嚴父,而香港則是被寵壞的、無理取鬧的小孩。儘管沒有強世功的強詞奪理,閻小駿仍舊是選擇性呈現史實,以營造一個幼體化的香港人形象。舉例而言,《香港治與亂》以1999年居留權案與2011年的對外事務案為例,強調北京人大的釋法是出於被動,並且已經儘可能尊重香港的法律自治。

 

但是這一本書特意不提影響更重大的2004年釋法,因為其延後了特首普選的實施時程。除了在附錄的大事記中提到1989年「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六四」這個共產黨不想要讀到的字眼也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香港治與亂》一書之中,沒有維園晚會、支聯會,也沒有李旺陽、劉曉波、劉霞。事實上,天安門屠城是激發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動力,過去二十九年來,全世界也只有香港人堅持要平反。避談六四的香港政治分析,就像是一部沒有二二八的台灣史,都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論述。

 

台灣人常說,「牛牽北京還是牛」,這是用來描述某些人的本性難移。同樣地,阿爺來到香港還是阿爺,無論他們是外表看起來是面目猙獰,亦或是溫文儒雅。香港歷史的書寫,以及對於共同未來的思索,最終還是得依靠香港人自己的努力。

 

 

 

作者是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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