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後──香港「七.一」大遊行的挑戰

Sunday, July 8, 2018

 

今年「七.一」遊行的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反映了在強大的中國因素影響之下,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再。圖片來源:葉國豪攝

 

 

如何可以在三個小時中漫步在街頭,感受人與人密切的交流,體會一個城市的生命力與脈動,它的不完美和憂愁? 在香港,只有「七.一」大遊行。

 

2003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的市民上街表示對《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的疑慮,以及對當時董建華政府管治失誤的諸多不滿。自此,2003年成為九七後香港政治的重要分水嶺,常規化的「七.一」大遊行成為香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大型集會活動,既反映民意,也是瞭解社會發展的指標;北京也一改回歸初期較為寬鬆的治港態度,開始進行更直接與全面的控制。

 

大遊行由結合五十餘個民間團體的泛民主派鬆散組織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所主辦,然而參與遊行以及擺設街站的團體相當多元,例如,新移民、基層市民、性小眾、環保、動物權組織,甚至法輪功、中產階級與外籍客工等,遊行也是各種團體籌款與宣傳的重要時機。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至政府總部結束的大遊行成為許多香港人的政治啟蒙與集體記憶。因此,議題多樣、眾聲喧嘩、理性和平才是「七.一」大遊行的特徵與真實面貌。

 

今年遊行的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反映了在強大的中國因素影響之下,政治人物若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可能影響日後的參選資格,言論自由與核心價值也朝不保夕,以及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再。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公民社會邁入潛沉休養,強調以耕耘基層社區的方式繼續維繫民主的信念,與此同時大遊行更日益面對各種挑戰與打壓:

 

首先,以親建制民間社團所組成的「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慶委會)以宣傳粵港澳大灣區為主題,近兩年刻意申請維多利亞公園做為活動場地 (更可能恆常化),多個團體也以「反制動員」的方式直接挑戰民陣,以騷擾遊行的進行。

 

其次,親中的喉舌《大公報》日前以社論公開主張應取締「違法違憲抗中亂港的遊行」,並且標籤民陣是「亂港派組織」,企圖用上綱上線以及刑事化的手段遏阻市民的參與。

 

第三、特區政府由被動消極地回應遊行的訴求,到積極地以行政手段干擾遊行的申請與進行,例如,食環署以公眾安全為由禁止遊行團體擺放街站;警方以非法集會為由恫嚇中途加入遊行的民眾、派出便衣蒐集民眾背景資料等。

 

第四、香港本地傳媒與電視台受政治壓力影響,刻意抽調節目、輕忽或甚至不報導遊行的相關新聞;解放軍駐港軍營開放吸引大批市民參觀等活動,這一些直接與間接的因素均可能使「七.一」大遊行的影響力降低。

 

其實,最深遠的影響來自大專學界中本土派的不同意見。2016年4月,受本土思潮影響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認為民陣仍然囿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框架之內,而儀式化的遊行無法有效回應香港的問題,正式宣布退出民陣。影響所及多間大專院校開始拒絕參與遊行,改以舉辦聯校論壇探討香港的出路。就此,泛民陣營缺乏有效的應對解決方式,只能呼籲溝通與柔性回應。

 

如上所述,儘管「七.一」大遊行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象徵,然而雨傘運動後由於受到政府與建制派的諸多挑戰,以及本土思潮的影響,大遊行可能有邁向「六.四」化的傾向。所謂「六.四」化就是指大遊行如同「六.四」事件燭光悼念晚會般存在身份認同的衝突,以及傳承的危機。本土派的支持者認為「結束一黨專政」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而民陣與主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一樣,是不可指望的,他們不願出席遊行為其主張背書。影響所及,如「七.一」大遊行般可以經歷集體培力(empowerment)、對政府施加壓力、吸引傳媒關注的機會可能愈來愈少,民意遂無法彰顯,各種公民社會團體因此在籌款與宣傳上處於更不利的地位。短期內,廣義泛民陣營內部(如左翼的社運派以及右翼的本土派)的意見對抗將會持續;長期而言,深耕社區的成效有待觀察,鬱悶和無力感構成這個世代的普遍情緒。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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