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濬彥

面對中國烏雲的台灣

我是一名台獨運動工作者,也是一名創業者,而我的創業事業與紡織有關。因為工作關係,會接觸一些時尚產業、服飾產業相關人員,我觀察到有非常多年輕人才不斷出走,外移去中國北京或中國上海創業與就業。他們跟我說,那裡才有「市場」,比起留在台灣,在那裡更有機會被看見,所以選擇遠走他國他鄉,因為他們在台灣連「出發」的機會都沒有。而年輕世代出走的現象讓我十分憂心與著急,畢竟這可不是壯遊。

回顧台灣三十年前,許多台企也曾出走過,但好在留給了台灣一絲機會的是,幸好大部分企業的研發中心還留在台灣。圖片來源:北北新巢臉書

回顧台灣三十年前,許多台企也曾出走過,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因為土地價格與水電勞動力相對便宜,大舉將廠房移往中國或其他鄰近東南亞國家生產,這樣的結果使得台灣的政治與經濟都跟中國難捨難分,但好在留給了台灣一絲機會的是,幸好大部分企業的研發中心還留在台灣。但三十年後的現在,此刻的台灣正面臨更嚴峻的考驗,青年世代人口往中國移動創業、就業的困境。這一次,如果有能力改變現況的人還沒看見這一波對台灣的衝擊,不用再等三十年,恐怕不用十年我們就什麼也沒留下。

二零一四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反服貿運動,使中國全面檢討對台統戰策略,同年提出「三中(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一青(青年)」強化對台基層年輕人統戰,到去年,中國已將「三中一青」戰略進一步轉化成「一代一線」,專攻年輕一代與基層一線。

沒錯,無論從哪一個觀點去看,中國對台灣來說相對重要。根據《富比世》二○一五年所發布的「Top 10 China Dependent Countries」十個出口最依賴中國市場的國家調查,台灣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化分工體系當中,台灣企業在生產與組裝上不可避免的與中國有許多互動。

過去,全球化發展的過程裡台灣將經濟嵌進中國而動彈不得;到如今,面臨中國崛起,台灣也呈現「國家以上,國格未滿」的情況。小國小民的台灣受大國掣肘,難以主動完成台灣人民在民主化轉型後期對國體正常化的期待—由台灣人民制定的新憲政體制,同時又無法以「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姿重新取得大多數國家承認,甚至在中國打壓下,得不斷面臨邦交國陸續與我斷交的困境,僅能在中、美兩國的態度之間尋求主權的空間。

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2015年發佈《中國製造2025》計劃,計畫未來主導航太、資訊技術創新、人工智慧、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面對這樣的狀況,除了傳統外交手段,台灣經濟在國際參與的空間裡就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國的經濟發展快速,但配合著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發展並未如西方主流觀點所預測的,持續與中國保持交往就會使中國更加民主與自由之發展。相反的,中國正反過來影響著全球,輸出帶有中國特色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協助侵害智慧財產、妨礙全球的自由權利…舉例像是中國政府要求外國企業遞交產品接受深入的安全測試,除要求提供敏感的軟體原始碼之外,還要求交出加密數據密鑰以取得使用者個資;或是像2016年,中國北京智慧財產局裁定美國蘋果公司手機在外觀設計上(I6/I6S)侵犯中國深圳佰利公司(Shenzhen Baili)手機專利,類似事件屢見不鮮。因為中國帶給全球的惡質的政商生態,再加上中國生產過剩與投資過剩使得全世界經濟混亂等諸多影響,各國無不因此重新調整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政策。 面對中國我們回頭檢視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被海洋環繞的海島台灣,說大不大也住了2,357萬人。我們沒有大面積的土地,也沒有比起大國可匯聚的巨量資金,這是我們與大國競爭的資源劣勢。在這艘台人安身立命的「大船」上,政府與民間企業除了在經濟上尋求新解方,接下來更應努力打造能源與資源可以再生循環利用的機制環境,重新學習追求發展先思考與海島共存。

但是,我國政府現在仍常以舊思維在思考台灣經濟,以犧牲環境做為代價來回應企業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的需求,提供減稅、低電價等補貼或縱容高污染產業,在地小人稠的台灣,將生產要素中的土地不合比例的大幅開放給企業購地進行生產。雖然政府在回應企業五缺時同時也拋出「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等多項計畫,看似一一刻畫出台灣未來產業的願景,但只怕大談AI+IoT(編註:人工智慧+物聯網)只是追趕流行,最終變成一張新潮的「包裝紙」用來包裝大興土木,最後完成建造相關的硬體,擴大了內需使GDP增加,建築物多了卻而未真正做好重點——協助建立產業生態系。

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統戰,「護台」也絕非只靠政府可以辦到,亦需要民間積極活動起來。圖片來源:台灣港務公司網站

台灣當前應該要做的事情,是運用原本就擁有十分豐沛的統計數據來提供產業方向,讓民間企業能更有計畫性、不浪費的生產。站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上,用科技協助解決傳統產業的問題,而不是砸大錢癡夢下一個橫空出世的百億獨角獸。政府應該要一改過去的做法,多提出宏觀經濟的政策,打造出好的產業環境,引導民間資金進行投資創新,而非不當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應使企業承擔投資的真實成本,而非不計成效盲目鼓勵式的補助,更不是一板一眼追求數字而不求實績的補助,然後更積極的實踐公民權,重新建構台灣社會的共有價值,與人民共同合作促進共善社會,打造公平、公共利益大於個人利益的社會價值。

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統戰,「護台」也絕非只靠政府可以辦到,亦需要民間積極活動起來。台灣社會此刻必須認知到當前台灣的處境與困難,關於履行培育人才與傳承的責任與義務,而不是大家一起眼睜睜看著年輕世代出走,我們都應好好思考如何「傳承」下一個世代,使共同體得以延續。

傳承,不僅意味著許多傳統企業必須思考開放家族企業(family corporation)的公司型態,讓內部階級得以流動注入創新動能也給予人才機會。在商業文化上,「傳承」更意味著將生產與創造構建在本地文化與歷史之上,使越在地越國際這句話能真正得以在百業中實踐而非淪為口號。傳承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分配也是傳承,分配作為社會再生產中連接生產和消費的中介,分配才能使社會才有辦法永續發展,社會階級可以流動,使人人不分貧富都有機會出發,有一個機會可以透過努力能擁抱夢想,成為整個國家創新、進步的動力。

政府與民間聯手,企業更要主動起身動起來,用更開放的心去投資下一個世代,讓下一個世代的台灣人能打下活躍於國際社會的基礎。身為海島子民的台灣人有與自然共存的價值與冒險犯難的精神,在民主、自由環境下孕育出的台灣文化,這是我們與他國有別最可貴的武器。一如數百年來的台灣傳統,我們是如何的以民間社會豐沛的商業能量與文化活動的能量,立基台灣,靈活穿梭在大小國度之中,帶台灣連結國際。

作者中間字唸ㄐㄩㄣˋ,1988年出生,落腳在大稻埕。勞碌命,少年時期就出社會工作,做過導遊、木工工人、進出口貿易,關心青年貧窮與勞工權益的台獨運動工作者,也是組織者與創業者。現為北北新巢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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