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對民主的利與弊—館長作為典型案例

Tuesday, June 5, 2018

在世界政治史上,有許多民粹領袖的案例,台灣的知名直播主「館長」則是一個最新的、離我們非常近的案例,活生生地體現了民粹主義(Populism)的精神,加上網路直播這一新興傳媒的推波助瀾,根本是民粹主義在現實生活的具體呈現。如果將館長的民粹主義程度製成量表,我們幾乎可以在每個欄位上打勾:主張厭惡菁英,check,同情人民,check,自詡為人民的一份子,check,自稱代表人民意志,check,試圖介入政治,check ⋯還有什麼沒勾到的?幾乎只剩下參選一項而已。可是館長藉由直播對於特定政黨的支持與表態來影響輿論甚至現實政治,實際上發揮了民粹領袖的功用。

 

台灣知名直播主「館長」是一個最新的、離我們非常近的案例,活生生地體現了民粹主義(Populism)的精神。圖片來源:飆捍FB

 

在進入本文討論之前,首先必須釐清一般台灣民眾對於民粹主義的誤解。因為民粹主義太容易被拿來批評敵對政黨,當成「不理性」、「易受操縱」的同義詞。但其實民粹主義僅是強調人民與菁英的敵對性,通常會去質疑菁英執政的正當性(儘管菁英可能是民選出來的代議士),進而想要改變政治現況。有時,民粹主義甚至是一個國家從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不可或缺的力量。

 

然而,民粹主義也可能侵蝕民主制度,甚至造成民主崩潰,倒退回威權政體。事實上,民粹主義是一個中性的詞彙,對整體政治影響是好是壞,必須依照案例判斷。那麼,在館長身上,體現了怎樣的民粹主義呢?該如何認識、辨別好的與壞的民粹呢?

 

民粹對民主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根據牛津通識讀本系列“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一書,民粹主義對於民主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我將這些影響整理成以下的表格(註1):

 

 依照上面的表格,對應館長直播中的發言以及最近的時事,我們不難發現館長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對台灣這樣的民主社會沒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因為無論是他所說的保障軍警消、運動員、幼教與青年貧窮化的主張,一直都是當前政府所要解決的改革項目,即使有些政策尚未落實,也都是排在政治議程上的目標,問題只是落實的方法和速度看法不同而已(關於這點問題留待後述)。

 

同時,館長所聲稱代表的「老百姓」,也並不是被社會排除的部門(例如難以發聲的弱勢團體等)。反倒是他在直播中主張如果擔任總統就要效法菲律賓杜特蒂,嚴格執行死刑、把官員通通逮捕等無視法律程序,頗有侵蝕作為保障基本權利的刑事訴訟制度之嫌。更不用說他將政策討論泛道德化,批評立法院通過的國家預算和行政部門政策是把人民當凱子,這種毫不考慮預算審查和使用原則的說法,都使得政策的理性討論與社會共識的形成變得困難。

 

更有甚者,當館長被公眾評論激怒以後,要求其支持者全部票投國民黨的言論,更是民主大敵。如果在政黨之間做比較,可以不用數據、不用比較政策和主張,直接憑自己感覺就定論哪個政黨很爛、哪個政黨很好,這種閉眼投票、一律投給某一政黨的呼籲方式,還有什麼理性討論公共政策或者是要監督制衡的空間可言?

 

從前後邏輯來看,館長時常批評地方時政(例如托育,基礎建設等),結果又要求大家投給地方上的執政黨國民黨,這是不是有哪裡怪怪的?更不用說,這陣子中國再度加大打壓台灣的力道,反過來要求大家支持那個不斷跟北京站在一起、還有一大群藍軍立委跑去中國參訪會見國台辦主任的政黨。支持這樣損害民主前提的台灣主權的政黨,難道不是嚴重傷害、侵蝕甚至使台灣民主崩潰的民粹主義嗎?

 

空洞的口號與「心志倫理」

 

在民主國家,「苦民所苦」、「為民服務」都是民主政治的常識,政治家不只在表面如此宣稱,實際上為求選票也得在施政時考量人民。館長等民粹領袖時常掛在嘴邊的「苦民所苦」,從來不成問題,問題在「如何達成」而已。

 

法規與制度的設計需要經過長久的辯論與妥協,相關的配套與落實都需要時間,如果一味追求效率,只有獨裁國家辦得到。但麻煩的是,獨裁者沒有監督和制裁的力量,他們根本不見得會「苦民所苦」。同時,獨裁國家所謂的「效率」通常代表的是,一個錯誤的政策沒有辦法被討論或者被踩剎車。

 

而館長及其支持者所不屑的「骯髒的政治」,則是通往改革的必經之路。即便再有理想的政治家,也必須從鬥爭中存活,獲得權力才能遂行其理想。沒錯,政治的本質就是難以卒睹的權力鬥爭,但當一個不骯髒的佛系政治家的結果就是落選,連實踐政治理念的機會都沒有。

 

政治場域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從來不是現實,反之才是。這個教訓,德國思想家韋伯早於近百年前,便已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中揭櫫。政治工作本身「既要求不計一切手段獲得權力、達成目標,又要同時為手段負起道德責任」的矛盾性格,賦予了政治工作者難以承受之重。這使得政治工作者具備兩種類型:其一是凡事只求合乎自己認定的正義,若達不到理想就將責任歸諸他人;其二則是衡量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困難,執行必然難以兩全的抉擇並負起手段上的責任。

 

兩者分別稱為心志倫理、責任倫理。韋伯認為真正有擔當,能夠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生存,有耐心度過改革緩慢的考驗,並且為眾人導向更好境地的,只有後者。而前者只會因為耐心不足、缺乏洞見、自以為義而一敗塗地,更糟的是,作出毀滅性的錯誤選擇。

 

台灣艱難的處境,是任何一個台灣人都能由衷了解的。維護國家的主權,民主才能鞏固,有鞏固的民主,才有更多人願意進行重分配而達到均富,這在一般國家都不成問題,在內外交逼的台灣─外有威脅台灣主權、隨時準備併吞台灣的中國,內有少子化與分配不均的問題─則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現在台灣最需要的,恐怕不是宣洩自己的道德熱情,實際上空洞而沒有內涵的心志倫理的民粹主義,而是冷靜地認清政治的本質,增長知識、深思熟慮地衡量未來該如何在惡劣的世界局勢中前進的責任倫理吧。

 

 

註1:Cas Mudde,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NC,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7.

 

 

 

作者努力學習外語、攝取外國新知卻(暫時)出不了國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研究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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