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的焦點問題

Sunday, June 3, 2018

六四屠殺事件曾經震驚世界,但由於中共當局始終將之列為最大的禁區,因此,雖然已經過去二十九年,但在有關六四屠殺的諸多問題上仍存在許多疑惑和爭議。

 

一、北京是否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中共當局為了給戒嚴部隊血腥鎮壓提供依據和合理性,強調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迫不得已才採取鎮壓措施。中共當局的說法至今還具有極大的迷惑作用。其實破解「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個謊言不難,只要留意時間點即可,中共當局是在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之後才聲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在此之前,只是一再聲稱「北京發生了動亂」。

 

事實上,北京不僅不曾發生反革命暴亂,就連動亂也不曾有過,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北京戒嚴之後的報導也稱:「北京人文明程度提高,社會秩序很好」。並引用北京市公安局人員在接受採訪的話:「學運期間的發案率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

 

 學運和民運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民主女神像就是最好的表徵。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學運和民運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即使在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民眾傷亡慘重的情況下,部分被屠殺所激怒而採取報複行動的民眾所針對的也只是戒嚴部隊的軍人或行動。中共當局事後製作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之類的錄像片,其中的車輛燃燒的鏡頭,都是發生在戒嚴部隊開進的交通道路上,道路兩旁的住宅、商店,甚至中共的黨政軍機構都毫髮無傷。

 

二、戒嚴部隊的屠殺與民眾的以暴制暴

 

六四屠殺事件以後,中共當局利用掌控了媒體的優勢,以錄像和文字的方式大肆渲染戒嚴部隊官兵死亡的信息,造成「暴徒」殘殺戒嚴部隊官兵的印象,以至於很多人相信了戒嚴部隊開槍殺人是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

 

針對這個情況,我特意研究了戒嚴部隊官兵的死亡情況,結論是戒嚴部隊官兵總共死亡15人,其中7人的死亡與民眾的以暴制暴有關。我的重要發現是,根據中共官方的資料,這15名戒嚴部隊官兵的死亡時間都是在1989年6月4日淩晨1點鐘之後,而戒嚴部隊開槍鎮壓的時間則是1989年6月3日晚上9點鐘左右,目前已知的最早死亡民眾宋曉明就是6月3日晚上9點鐘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中槍死亡的。據此可以得出結論: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在先,部分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以暴制暴於後;戒嚴部隊殺人是因,部分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以暴制暴是果。時間先後、因果關系一目了然。

 

三、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是否開槍殺人

 

中共當局不僅否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殺人,甚至否認戒嚴部隊曾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戒嚴部隊發言人張工與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他說:「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了,就是6月4日淩晨4時半至5時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我是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親身經曆者,在整個清場過程中槍聲不斷,在幾米的距離親眼目睹兩名第27集團軍偵察連士兵開槍擊毀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兩組高音喇叭。

 

中共當局否認天安門廣場有民眾傷亡,刻意將六四屠殺的焦點引到天安門廣場,其意圖在於,通過否認天安門廣場有死傷,從而達到否認六四屠殺的目的,因為海外當時的報導,尤其是西方社會的報導通常都是稱「天安門屠殺」,而不是稱「六四屠殺」。六四屠殺確實主要發生在天安門以外的地方,因此,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讓不少人開始對六四屠殺有所懷疑。

 

戒嚴部隊是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殺人,還是在天安門廣場以外開槍殺人,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不值得爭論,但因為中共當局已將天安門廣場是否有民眾傷亡炒作成有爭議的焦點問題,為了解答民眾的疑惑,我曾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至今已確定在天安門廣場死亡的學生有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雙學士程仁興、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在天安門廣場中槍負傷者中有台灣《中國時報》著名記者徐宗懋,頭部中槍,幸虧搶救及時而脫險。

 

當年中共當局專門安排官方媒體採訪拘押中的劉曉波、侯德健等人,讓他們在接受採訪時說出在天安門廣場沒有看到開槍死人。他們是名人,又確實經歷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過程,所以讓很多人相信了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殺人。問題是,天安門廣場面積有44萬平方米,清場從6月4日淩晨1點半到4點半,光線也不足,即使在現場,怎麼可能看見所有的地方和整個過程。我也經歷了整個清場過程,而且身處視野最好的紀念碑基座的最高層,但我只能說我沒有看見開槍殺人,而絕不能說整個清場過程、整個天安門廣場都未開槍殺人。

 

四、是否有過開槍命令

 

在六四屠殺事件中,是否有過開槍命令,是誰決定的開槍命令,這是釐清屠殺責任的關鍵問題。也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對此諱莫如深,遂成為六四屠殺事件中一個大秘密。被視為六四屠殺最主要的當事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也不敢承擔下令開槍的責任,其子女頻頻藉機為父輩開脫屠殺責任。

 

戒嚴部隊不是擅自開槍,而是奉命開槍。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國務院的委托,於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的專題報告,提到:「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其中「奉命」兩字證明了開槍命令的存在。

 

另有資料也證明確實存在開槍命令,各戒嚴部隊都是在接到開槍命令後才開槍的。各戒嚴部隊在接到開槍命令之前,雖然遇到了民眾的強力阻攔,但都沒有開槍。一些部隊在出發之際,指揮官還再三向官兵強調不許開槍。

 

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緝的《戒嚴一日》一書中,至少有十篇戒嚴部隊軍人的署名文章或明或暗地涉及到開槍命令,例如:北京軍區聯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題為《難忘的8天8夜》的文章中寫道:「(1989年6月4日)零時左右,部隊有關首長相繼來到大會堂。隨後政府有關領導也來了。一塊決策清場計劃。為了減少沖突和避免流血,將軍們、領導們徹夜未眠。(6月4日淩晨)1時許,某旅兩名軍官渾身是血、滿臉是傷,跑到指揮部向首長報告部隊到達指定位置。首長詢問部隊情況,他們說徒步上來,受傷嚴重,所帶幹糧被燒被搶。『為什麼不鳴槍?』『只接到不准開槍的命令。』」該文中的「指揮部」指設立在人民大會堂的清場指揮部。又例如:第40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在題為〈再度京華〉的文章中寫道:「(1989年)6月3日23時10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開槍命令是在6月3日晚上9點鐘之前下達的,是派遣專人傳達,而不是通過軍用電台下達,這樣做或許是不想留下證據。開槍命令來自於中共最高層,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拍板批准,然後逐級下達。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是楊尚昆,但他謹小慎微,不會擅自做出開槍的決定,開槍命令一定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的集體討論,並得到鄧小平的許可。

 

五、死亡人數

 

六四屠殺事件的死亡人數至今是一個謎,中共官方的說法自然與非官方的說法差異很大,即使是非官方的各種說法也存在極大的差異。

 

中共官方有兩個人的說法具有「權威性」,一個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解放軍官兵受傷5千多人;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共傷2千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但是有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是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了解的,就是到目前為止北京各個大學死亡23名。」另一個是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國務院委託,1989年6月30日向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兩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中共官方的說法顯然不可信,袁木、陳希同的說法本應該具有「權威性」,可是死傷數字也不同。

 

非官方的說法很多種,最先的說法是,據中國紅十字會公布,死亡人數2600人。1989年6月4日清晨我隨同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途中就聽到這個說法,後來這個說法流傳甚廣。其實中國紅十字會並不可能公布數字。

 

說得很具體的是1989年擔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的張萬舒,他在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曆史的大爆炸》一書中說:「《解放軍文藝》資深編輯劉家駒同志告訴我,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譚雲鶴確鑿地對他說:『整個六四事件中共計死了727人,軍隊14人,地方(包括學生和群眾)713人』,每一具屍體都經他檢驗過。」張萬舒認為「這應該說是最權威最準確的數字了」。其實不然,因為遇難者遺體並不都在醫院,有的被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秘密處理了,天安門母親群體搜集的202名六四遇難者中就有8人找不到遺體。我另有一些證據,限於文章篇幅,無法一一列舉。

 

最近幾年陸續解密的美國、英國外交檔案資料也提到六四死難者數字,英國外交檔案稱死難者多達一萬多人。這些外交檔案的來源都是二手傳播,是駐華外交官在北京的聽聞。據我資料搜集、研究的結果,我現在不會認可這個數字。

 

《鎮壓人民》(Quelling the People)一書作者Timothy Brook (中文名卜正民,加拿大著名社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曾收集到1989年6月4日淩晨北京11家醫院總共478位死者的統計數字,他推測北京上百家醫院總共應該有2800位死難者。我很認同他在書中的一段話:「我們有必要區分三百與三千嗎?從遠的角度來看,死去三百或三千都是無比殘暴的。因此,數字本身毫無意義。從近的角度來看,即使死去一個人也是太多了。但是歸根結柢,少數一個死亡人數,都將是駭人聽聞的謊言。因為對於每一個死去的的人,對那些哀悼他們的人來說,屠殺了多數人事關重大;不被計入,就意味著永遠的抹殺。」

 

我作為六四屠殺的研究者,多年來一直被追問死難者的數字,通常都是不做回答,因為沒有辦法確定數字。最近幾年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對當年北京的一百多家醫院、一百多個地點一一搜集資料,予以查證,雖然目前尚無結論,但至少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

 

 

 

作者為歷史文獻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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