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

Friday, June 1, 2018

 

書名: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

作者:鄭麗玲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18/6/8

 

生活台灣有意思──玉山社X永樂座主題沙龍6月場

講題|香水、洋服、受教育:走在時尚尖端的日本時代摩登新女性

時間|6/8(週五)晚上7點30分

地點|永樂座(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123巷6號)

主講|鄭麗玲(北科大教授、《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作者)

費用|100元,可抵當日消費

報名連結|https://bit.ly/2JkI6GZ

 

 

愛情與自由

 

1930 年代的第一代台灣流行歌曲,歌詞常有戀愛的描述,有一張唱片,正面一首《我愛你》,背面則是《我恨你》。當時黑膠唱片容量不大,一張唱片3 分半鐘,正反面只能各收錄一首歌,像現在發行「單曲」那樣。歌詞主題有許多都是男歡女愛,如周添旺的《月夜愁》:「月色照在三線道,風吹微微,心愛的人怎麼還沒來?」三線道是清代台北城門拆除後,總督府以現代都市計畫的方式規劃出的馬路,成為作詞家筆中情侶約會聖地。或者是像《河邊春夢》、《望春風》這類,描述對愛情的想望。但是,當時真的已經是自由戀愛的社會了嗎?如果訪問現在80 歲以上、90 歲長輩的年輕時代,多數夫妻還是經人介紹認識,所謂明媒正娶。已逝的台灣知名作曲家郭芝苑,在紀錄片《跳舞時代》受訪時就表示,當時社會民風保守,年輕男女公然走在一起,馬上就會引起旁人說閒話,他認為這些戀愛歌曲,大多只是在表達想談戀愛的渴望,並不是大家普遍開始談戀愛了。

 

不過,隨著女性上小學、中學,外出工作等社會變遷,過去嚴密的男女之防,確實已經逐漸打開。兩性在公開場合邂逅機會變多,一起共學(小學)、共事的情況成為日常,交流多,不小心「觸電」也很正常。小說家陳千武,曾經被徵召成為第一批陸軍志願兵,他的《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是台灣重要的二次大戰戰地文學。陳千武就讀台中一中時,因為柔道很強,是學校主將,長得「風流漂撇」,他在自撰的〈陳千武先生年譜〉中16 歲的條目上寫著:「和謝姓同學在台中公園邊賃居,住了一學期,喜看小說、交女友。」學生「偷偷」談戀愛,若沒有被發現,可以在6、70 多年後吹噓一番,但是在當時若被發現,卻是不得了的大事。

 

中自由戀愛毒

 

在當時雖然中等學校都是男女分校,但是由於校際活動盛行,跨校戀愛也是可能發生的情況。筆者所訪問就讀台北工業學校的老校友,提到校園趣事時說:教國語(日語)課的岩崎老師的女兒,就讀台北第一高女,和本校教練課(類似現在軍訓課)老師的兒子(就讀台北工業學校),兩人都是游泳選手,校際比賽中經常遇見,進而相戀。有次翹課去圓山明治橋下約會,被教護聯盟老師發現通報學校,雙雙遭記大過。明治橋下可以划船,和新店的碧潭並列為當時台北地區男女約會聖地。寶貝女兒竟然和授課的學生談戀愛,大受打擊的國文老師沒有心思上課,每天都叫學生自修。

 

1940 年任職《台灣日日新報》家庭生活版面的記者楊千鶴,在戰後出版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一書中,也提到她就讀靜修女中二年級某天,收到公學校時代好友堂哥的情書。因為不是住在宿舍,沒有會拆信的舍監,仰慕者很聰明的捏造女性的名字避人耳目,兩人開始私下通信,最後被長她多歲的三哥發現,委託徵信社去調查,才事跡敗露。

 

日常生活上課通學,異性男女見面互動的機會增加,也成就了通學路上的小小暗戀。1941 年台北帝國大學為解決招生不足的問題,決定設立大學預科,類似現今大學為了生源,向下開始搶生源附設高中一樣。台北帝大這所台大前身學校,在設立之初的招生情況,除了醫學部之外,一直呈現無法招滿的情況,這是我們現在很難想像的。

 

台北帝大預科成立後,校址在士林,住在城內或現在台北北門以東的學生,得搭乘從淡水往台北的火車(即現在捷運淡水線)。一到上下課時間士林站必定塞滿上下車的台北帝大預科生。一位日籍學生田中正也回憶,當時的火車是僅有兩節車廂的小小車輛,時常在車廂上看到身材嬌小,穿著水手服制服,長得像吉永小白合(二次大戰戰後初期被譽為國民演員,氣質高雅出眾,至今仍是日本十大美女的第一名)那樣美麗的淡水女學校學生。田中同學每天上學車廂若遇到她,心中便有「啊!真幸運」的感嘆。1945 年8 月15 日本投降後,處在等待遣返的不安中,某日經過西門町,竟然又偶遇這位「淡水線女孩」。好像被電擊般,田中停下腳步,內心交戰:就這樣走過去嗎?要不要出聲招呼她?猶豫之間兩人擦身而過。田中終於鼓起勇氣從背後叫住她,但是面對轉過身來滿臉困惑的女孩,他的勇氣霎時消失無蹤,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只低著頭說句:不好意思。

 

美麗的暗戀可能只待追憶,事實上,通學公車上更多的是不知如何表達情感的「白目」中學生,在一大早擠滿通勤學生的列車或公車上,故意調侃、作弄女學生。通常這種行為一定會引來教護聯盟的注意,太過分的會被記下來,通報學校處分。

 

中學生若住在宿舍,因為有舍監嚴密監控生活起居,戀情更不容易發展,但是也有例外。筆者訪問住學校宿舍的台北工業學校校友,他提到和妻子命中註定的邂逅。某次放假回嘉義家,午後雷陣雨,媽媽擔心還在讀小學的妹妹淋到雨,派哥哥拿雨具到學校,他到校後找不到妹妹的教室,正好遇到一位六年級女學生,卻發現她的名字和妹妹一模一樣。兩人因為這樣認識、通信,最後結婚。聽完之後我很順口的說:哇所以你們算是自由戀愛結婚的耶。老先生很緊張、認真的說:「沒有沒有,那時不能談戀愛。」當時中等學校禁止學生談戀愛,收到情書會被學校記過,舍監也會拆信看,但是因為未來的妻子和妹妹同名,以「妹妹」名義躲過舍監老師的「法眼」。

 

禁忌之愛

 

「我黑亮的亂髮糾纏復糾纏。亂如思念妳的千萬心緒。講什麼道德,想什麼未來,問什麼聲名。相識又相戀,此刻唯有你和我……」

 

這是日本女性作家与謝野晶子1901 年發表的作品,大約在這個時候,她下定決心私奔,和東京有婦之夫,同時也是《明星》雜誌社主編与謝鐵幹同居。明治大正年間,日本展開「文明開化」的維新運動,激烈擺脫傳統,全心全意的接受西方制度、學術以及價值觀。若是粗淺對比的話,台灣在日治時期1910─30 年代,大約也有類似的情況。

 

新興媒體、報紙刊物上,對婚姻與愛情多所著墨。一次大戰結束後,日本社會風氣更加大幅的朝向追求西方文明,論及個人自由與自覺、男女平等與交際自由等議題。1913 年艋舺發生一件台灣人和日本人殉情事件。一位在艋舺遊廓富士見樓的日本人娼妓入舟,素以美貌著稱,某日因為身體微恙,前往艋舺婦人醫院,結果與在此醫院販售豆醬的台灣人楊有來墜入愛河,楊君從此流連藝樓。但是楊有來已有妻室,妻子甚至背著幼子到妓院尋夫。楊君服務的醫院請託妓院老闆不准讓楊君再去妓院找入舟,可是入舟堅持不願再接待其他客人。但楊有來無力助入舟脫離妓院,兩人的愛情陷入困境,最後楊有來偷入妓院與入舟一起服毒殉死。據報兩人被搶救時,雙方都希望先救對方,結果楊有來不幸死亡,入舟獲救。此後一年內十數起殉情事件,都被評論為「中時代思潮之毒」。

 

女子可能愛上有婦之夫,也有男學生愛上有夫之婦的例子。1932 年4 月有位家住台中,就讀大阪醫科大學的李姓台灣人,戀上已婚日籍女性,兩人化名改姓欲搭船私奔,終被發現。另外,還有學生與老師的相戀。已經畢業的學生與老師的愛情,基本上沒有太多道德上的問題,正如數年前風靡台灣大街小巷的電影《海角七號》,描述日治時期中學老師和學生的戀情。如果我們回味一下當時的劇情,讓愛情受阻的不是師生戀,而是時代變局令老師被遣返。在日治時期的背景下有不少師生戀愛的真實案例,發展成良緣佳話的例子也不少。台日聯姻的黃鳳姿與池田敏雄,就是其中的經典。這裡再舉一對台灣人的例子,在台灣攝影史擁有多項第一的彭瑞麟,也有一個很深情的故事。

 

彭瑞麟1923 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之後分發到峨眉公學校與二重埔公學校任教。他在北師求學期間受到美術老師也是當時台灣畫壇重要人物的石川欽一郎啟發,而有投身藝術的志向。石川欽一郎在台北師範學校任教,培養出許多台灣畫家,彭瑞麟也是其中一位。1926 年他加入石川欽一郎的「台灣水彩畫會」,為了和石川習畫,調到桃園埔子公學校。之後,追尋前輩的腳步,彭瑞麟前往東京,本來是想學習美術,經石川分析當時日本畫壇生態後,轉往攝影,進入東京寫真專門學校。原本因為專業科目修習不足,僅能當旁聽生,不過,第一學期結束後他就以優異成績成為本科生,此後以4年都是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成為日本寫真學士會成員。東京寫真學校校長為他介紹不少在日本的工作,都被彭所推拒。因為他要回台灣完成一件大事。

 

根據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簡永彬的研究,彭瑞麟在埔子公學校任教時,有位十分聰慧的學生呂玉葉缺課,家長希望她休學。彭瑞麟為此去進行家庭訪問。家長要求除非彭瑞麟照顧她一輩子才願意讓呂玉葉復學。因此彭在日本完成學業後,信守承諾返台完婚。婚後他在大稻埕開了「アポロ寫場」(Apollo)教授攝影,就讀新竹高女的呂玉葉轉學到靜修女中。身為職業攝影家,他拍下許多妻子的身影。為履踐諾言迎娶學生而回台,這樣的人生轉折也帶來台灣攝影發展的新機會。

 

1930 年代之前台灣的攝影都是「密習」,彭瑞麟回台後在大稻埕亞細亞旅館二樓成立「アポロ寫場」,設立研究所教導有興趣學習攝影的人才。1937 年他為了「アポロ寫場」的攝影材料與設備,再訪東京寫真專門學校校長結城林藏,因緣際會的學到日人發明的純金漆器寫真技藝。次年他的兩件作品入選《大阪每日新聞》主辦的「日本寫真美術展」,是15 件入選作品中唯一來自台灣的代表。1932─ 1940 年之間彭瑞麟教導的學生遍及台灣各地,是他對日治時代寫真界最大的貢獻,也對戰後台灣攝影材料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說起自由戀愛風氣剛剛開始的年代,最容易踩到的「地雷」,就是台灣人傳統的婚俗禁忌「同姓不婚」。當時同姓氏結婚的阻力是我們現代社會很難想像的情況。早期最轟動的同姓戀,發生在1919 年。前述發起天然足會,倡議解纏足的台灣仕紳黃玉階之子黃天鶴,任職曹洞宗布教所國語教師時,認識了到布教所女子國語講習會上課的看護婦黃江哖,兩人進而相戀。但是黃天鶴已婚,兩人又同姓,戀情觸犯多重禁忌,在家人強力反對下走上殉情之途。

 

1920 年代總督府對台灣舊慣「同姓不婚」,頗感不合時宜。1921 年親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刊登〈同姓婚姻之解惑〉,有意引領輿論導入新制度。在這一點台灣新知識分子,如具有現代醫學知識的醫生作家賴和,其立場也和總督府接近。顯示當時部分台灣知識分子主張現代化,並非逢總督府必反。賴和認為:人道貴乎自由,同姓結婚或同姓不結婚,聽人自由乃可。不過當時許多深受儒教影響的台灣人,對於同姓婚仍有強大抗拒,無視醫學證據或現代法律規範,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悲劇。

 

1929 年5 月中旬《台灣日日新報》夕刊登載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工業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內文大約是:「去(上個月)二十日,台北工業學校機械科三年生蔡傳,年二十,被學校諭旨退學。永樂町人蔡傳,與鄰居蔡氏玉女(年十九),約為夫婦,不守學生本規,一時可憐蟲恆相率遊於北投,及觀覽活動寫真,致將自己二百餘圓之儲金以及玉女儲金百餘圓用盡,依學校當局說明,蔡傳素行不佳,成績又劣,且行為如是,乃命以退學。……玉女為蓬萊公學校畢業生,卒業後即刻苦省下零細費用,在蔡傳的邀約下拿出來。」蔡傳是機械科3 年級學生,原本前途應該大有可為,最後遭到退學。報導中也說曾有人想要撮合這對有情人,但雙方父母以同姓不宜結婚而拒絕,終於造成私奔退學的憾事。這則新聞在當時只是報紙角落的幾行文字,篇幅不大,但可以想見平淡敘事背後諸多親友、關係人之間的衝突。當時的男女因現代化生活型態日益頻繁的接觸而滋生情愫,但是傳統價值觀仍捆綁著多數社會大眾。

 

勇敢突破傳統觀念和同姓結婚的例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台灣作家鍾理和。他和同姓的鍾台妹相戀,在小說中將女方化名為平妹。兩人因同姓且女方年長於男,不見容於民風保守的家鄉。對抗同姓不婚的苦澀相戀,成為鍾理和文學的養分。他在作品〈同姓不婚〉中提到:「今天,我在報上剪下兩則啟事,一是訂婚的、一是結婚的。兩則啟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我預備帶回給妻看。這看來平凡無奇的東西,是能幫我不少忙的。第一,它會給妻帶來幾許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樑撐起來。提起我的妻便使我難過。她自和我『結婚』以後,就一直陷在迷惑、疑懼和煩惱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我想再不會有人一邊在生活著,一邊卻不敢承認和正視那生活,像她一樣的了。我們的結合,不但跳出了社會認為必須的手續和儀式,並且跳出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成見──我們是同姓結婚的!」這番苦澀的表白,21 世紀的年輕人幾乎很難理解,沒有血緣只因同姓,竟然落得和現在同性戀伴侶一樣,就算不顧一切、不管現代法律規範的在一起,但是在傳統價值下,自己都不敢正視自己實實在在的生活。所以愛妻的鍾理和看到這樣的新聞,就立刻想剪報給妻子,減輕她自我否定的壓力。

 

鍾理和與台妹兩人的愛情起於他代理哥哥發薪資單給旗下的工人,其中一位女工吸引他的注意:「以後我每天特別關心她,發工單時總設法和她聊上幾句話。有時我們的眼睛互視一下,她就向我靜靜地笑笑,那細碎的牙齒閃得我的心臟幾乎停止鼓動。……我發覺自己是在愛著她了。」但隨即發現兩人同姓。鍾理和先赴中國滿州(今中國瀋陽)奮鬥3 年後回台帶台妹離鄉,為愛私奔滿州,在沒有親友異樣眼光的滿州開始夫妻生活。《同姓之婚》、《笠山農場》都是取材他和台妹相戀的自傳式小說。鍾理和在其中詳細描述當時村人對他們的排斥,甚至就算「修成正果」,結婚生下可愛的孩子,小孩仍遭到周圍鄰居的恥笑。

 

除了「同姓不婚」的禁忌,日治時期也有「同性戀愛」的例子。日治時期對於同性戀的討論不多,但是因為同性戀情受阻,相約自殺或私奔或因而傷害對方的案件,報紙上已有一些披露。比較學術討論有從醫學探討入手,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精神疾病。認為是因為長期和同性同好者密切的往來發展而成,主張初期時就重視身心健全的教育,避免強制以致逼迫他們走向自殺,也建議應進入男女共學的學校,使男性與女性自然的成為朋友。

 

當時報紙刊載男性同性戀者因愛戀對象流連花街憤而殺人,以及數起女性同性戀者相約自殺。如1925 年6 月在艋舺一號水門,一位台籍青年救了一對因同性戀受到家裡阻撓,想投河自殺的日本女性。高雄茄萣兩位台人女性行蹤不明,家人擔心可能是因為同性相戀,相約自殺,報警尋人。1936 年7 月底,台南家政女學院(今台南家齊女中)二年級女學生柴野田鶴子(14 歲),家住台南善化,受父親之命到某商業銀行台南支店存款100 圓。沒想到她沒有把錢存入,而是和高雄州岡山郡湖內庄大湖的李碧雲(15 歲)一起搭車離開台南。據說李碧雲先從在台南醫院住院的哥哥處拿了13 圓,有人看到她們手牽手,搭乘當晚夜車北上基隆,隨即搭船前去日本。報導還說明台灣人李碧雲十分活潑,日本人田鶴子則個性柔順,但是兩人很親暱。對於這件疑似「同性戀」的新聞,女學校長王兆麟則為兩位辯護,稱只是小孩子暑假想去日本玩。

 

雖然不知實情如何,但刊載在第5 版版頭,且做了版面不小的報導,不同於前述一些自由戀愛引起的退學等事件,這則新聞將兩位女學生的真實姓名隱去。從新聞看來,兩人應該已經成功的搭船前往日本。

 

日治時期的台灣,對於家有叛逆青少年的家庭來說,挑戰可能比現在大,因為只要揣足最低艙等的船票,就可以跨海逃家到千里外的日本。作家陳千武1938 年就讀台中一中二年級時,立志成為歌星,也曾在上學途中直接蹺家、翹課,帶著註冊費搭輪船到日本,幸虧得知此事的家人緊急拍發電報給船長,在人還未下船前攔截住原船帶回。

 

女給郭寶玉與強盜林發的愛情

 

無論哪個年代,愛情都不是上層階級或知識青年的專利,市井小民、販夫走卒,甚至江洋大盜的愛情都有令人動容之處。1936 年2 月全島通緝的強盜林發(24 歲)落網,和他一起登上報紙的是一位面貌清秀的女性郭氏寶玉。22 歲的郭寶玉,是台北西門町太陽咖啡屋藝名「エミ子」的女給,是當地商圈公認的美人女給。強盜林發則出身富裕人家,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台北一中,本來前途大有可為,可惜中學二年級之後因父親生意失敗而退學,轉而學習料理,1935 年他輾轉在台北、基隆甚至到中南部擔任咖啡館的廚師。因為日語流利,長得又英俊,很受女給歡迎。據報導由於咖啡館環境複雜,因此林發日益墮入深淵,過著欺騙女性獲取金錢的日子。不過他和太陽咖啡館的女給寶玉似乎是唯一真心,兩人在入船町(今萬華)同居,1935 年台灣博覽會期間,林發任職第二會場內大眾食堂的廚師,可惜隨著台博結束又失業。遲遲無法找到工作又缺錢的兩人,一變成為鴛鴦大盜。先是由郭寶玉到太平町某鐘錶行,佯稱太陽咖啡館的女給們想要挑一些戒指手錶。像這樣的大客戶,鐘錶行自是不敢怠慢,於是店裡派員工謝繼勞帶著戒指7 只、手錶6 個,和郭寶玉一起搭人力車前往太陽咖啡館。沒想到車到台灣日日新報社(今台北市衡陽路、中華路口)前,突然有醉漢前來拉扯,帶路的女給不知所蹤。幸好店員與醉漢搏鬥又有路人來相助,醉漢逃遁,東西沒有丟失。後來調查才知醉漢就是林發假扮,之後林發又在台北、台中、嘉義多處佯稱購物但手邊只有大面額鈔票,要求店員帶物品及要找的錢到住處,然後埋伏途中持刀行搶。多次搶劫事跡敗露後,郭寶玉在1935 年1 月下旬先返回台北同居處時,被埋伏的警察逮捕,林發打電話到警局詢問寶玉為何被捕,隨即到警局出示本名要領回被逮捕的情人,因而落網。

 

1930 年代的台灣社會,無論受教育與否,婚姻對女性仍是強大的束縛。就算是已經擁有獨立自主職業的女性,也沒有勇氣拒絕婚姻。家世條件好的女性,嫁給醫生成為「先生娘」,看似幸福美滿,但是這樣的婚姻也有不少是潛規則的條件交換。家道一般的年輕醫生,以女方的陪嫁金當作開業資金,雙方在沒有愛情基礎上,互取所需而進入婚姻。只講究門當戶對的條件婚姻,對於已經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十分難以接受,因此也有女性反抗由父母安排的婚姻。畢業於東洋音樂學校的蔡香吟,就是其中一例。作家楊千鶴描述自己在1940 年代初次見到她的樣子:有著像戰後在電影界刮起旋風的《羅馬假期》女主角奧黛麗赫本那樣瘦瘦的身材,是位飄散清香的苗條美人…留著短髮…穿著適合她身材的多摺寬鬆絲綢洋裝。蔡香吟在父親安排的婚禮中,和身邊照料她的陪嫁,帶著全部陪嫁金飾逃到日本。蔡香吟在東洋音樂學校(今東京音樂大學前身)學聲樂,之後進入日本東寶演藝會社成立的聲樂隊,這個聲樂隊還有幾位知名的台灣文藝人士,如文學才子同時也是聲樂家的呂赫若,以及戰後在作曲、合唱方面很有貢獻的呂泉生,都是其中成員。1942 年前後她也活躍在台灣文學家、藝術家社群中。根據呂赫若該年7 月11 日的日記,他與張文環去宮前町聽蔡香吟的聲樂練習,三人再一起去找黃得時。黃得時(1909─1999),新北市樹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大學,後來轉入台北帝大東洋史學科,日治時期就活躍在台灣文學圈,戰後任職台大中文系,博學強記,被譽為台灣文學活字典。他和楊雲萍是戰後初期少數能持續在大學文史科系任教,傳遞台灣歷史文學記憶的重要人物。呂泉生(1916─2008)則是台中神岡人,1936 年考入東洋音樂學校,1943 年回台後即投身台灣民謠的採集,收集的民謠包括《丟丟銅仔》、《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救救》、《快樂的聚會》。呂泉生從戰前到戰後一直在音樂方面深耕,他在二次大戰空襲陰影下創作《搖囝仔歌》,二二八之後創作《杯底不可飼金魚》,都深刻的反映時代氛圍。《杯底不可飼金魚》在戒嚴時期一度被列為禁歌,卻傳唱迄今。1957 年受辜偉甫邀請擔任榮星兒童合唱團指揮,在他的帶動之下,當時台灣各地小學紛紛成立合唱團,被譽為台灣兒童合唱之父。

 

大約在1930─40 年代,浸淫在文學與音樂的年輕知識分子,彼此間有許多文化交流與互動。杜淑純回憶黃得時、張文環等人的文學聚會,經常在鋼琴家高慈美家舉辦。高慈美出身岡山高家,是清末南台灣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嫁入台北基督長老教會當時大家族,茶商李春生曾孫李超然。他們也在詹天馬開的天馬茶房舉行藝術家聚會,天馬茶房的佈置和當時喫茶店一樣走西洋風,可以點茶類、汽水、果汁,也賣一些西式簡餐如咖哩飯、蕃茄蛋炒飯等。波麗露則是當時最先進、有名的餐廳,好像西方的沙龍一樣,很多文學家、藝術家的藝文活動在這些地方舉行。他們的讀書會也邀請日本文學家庄司總一導讀自己創作的《陳夫人》,出席的人除了張文環,也有前述喜好文學的辜顏碧霞。當時呂泉生在台北放送局(位在今台北市立二二八紀念館)文藝部擔任歌唱指導與合唱指揮,也負責編曲、作曲等相關事務,在此機緣下賴香吟和呂赫若為台北放送局錄製現場音樂節目,他們現場獨唱過音樂劇《白鹿》與歌劇《卡門》。

 

逃婚並闖出自己一片天的蔡香吟,因緣際會認識剛從《台灣日日新報》家庭欄記者離職的楊千鶴及友人惠憫。惠憫留學東京藥專,被家人安排嫁給不熟悉的醫生。醫師搭配藥師,即便在現在仍是很多長輩認為可以互相幫助的最佳夫妻組合。雖然惠憫覺得跟這位醫生話不投機。但在當時傳統的價值觀下,愛情並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家世相稱與經濟上的互補才是。在蔡香吟的鼓勵與幫助下,惠憫也在結婚前夕逃家,躲到熟識的日本友人住處。雖然成功逃婚,但是回家後惠憫被暫時軟禁,之後在沒人提婚事的情況下過了適婚期。在傳統觀念下,覺醒女性對雙親決定的婚姻,就算鼓起全力反抗,前途仍可能是一條荊棘之道。

 

 

 

作者為高雄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專攻台灣史,以日治時期社會、教育為研究主軸。近年來開始發展歷史文化的創意開發與應用,與文化事業發展系學生共同進行立基於土地,結合歷史與文化的創意發想,開發文創產品。著有《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台北縣文化中心,1995年8月);《國共戰爭下的悲劇—台灣軍人回憶錄》(台北縣文化中心,1996年8月)、《百年風華  北科校史》(共著 台北科技大學,2008年)、《台北工業生的回憶》(1-3輯) (台北科技大學,2011年)、《百年風華  台北科大學校史》(共著 台北科技大學,2011年)、《台灣第一所工業學校》(稻鄉,2012年3月)、《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蔚藍,2015年1月;日文版,創元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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