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五):在政大的3650天 Part 3

Tuesday, May 29, 2018

1972年2月到1975年6月發生震動台灣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事因之一是台大哲學系的年輕老師們像是王曉波、陳鼓應等人,因傳閱一本禁書並互相討論而遭警總查獲。

 

該書是本小冊子,是留美數理邏輯學者王浩所寫《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我在東亞所看到,書中對毛及其文革滿懷崇拜與幻想,而文字極具煽動力,為「偉大中國」敲鑼打鼓,看了會莫名感動,被警總列為嚴禁書刊。當時涉案的許多老師們紛紛遭到解聘,最嚴重的懲罰竟然是迫使台大哲學系停招學生一年。戒嚴之斧砍掉了學術的尊嚴與自主,管中閔事件若在那時,根本不會拖延那麼久,早已政治解決了。

 

有一天中午,面色憂鬱的去職教授陳鼓應邀請我及三、四個朋友上小館午餐。在路上他說有一組警總便衣特務天天跟蹤他,他在家時特務就守在門口,記錄他的一舉一動,日子久了反而變成朋友,還不時交談。我們到餐館坐下,兩名特務就坐隔壁桌,把一個收音錄音機大剌剌衝著我們放在桌上,收錄我們的談話。陳鼓應只能苦笑也無計可施。

 

 李登輝在課堂上經常痛批當紅的、以李國鼎為首的加工出口外貿派,說外貿派吸光了農村青壯人口,促使農業凋敝,而加工出口工人的工資很低,沒有勞動正義。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他說了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他的女兒那年才讀小學五年級,每天回家就哭說肚子痛,帶她看了不同的醫生、做了各種檢查都查不出原因,也治不好。最後有位醫生溫柔地鬆弛小女孩的警戒心,問她在學校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嗎?女孩哇地哭了出來,說老師在班上罵她爸爸是賣國賊,對她非常冷淡;同學們都不跟她玩,也跟著老師罵他們父女叛國,回家也不敢對父母說,悶久了就悶出身心官能症,莫名其妙地腹痛。

 

陳鼓應夫婦後來千方百計把女兒弄出國,聽說女孩因而病好了。這件事告訴我們,高壓統治的害處是在每個人心中散布恐懼,導致焦慮、恐慌、抑鬱和其他各種官能症,並且內化到潛意識層面。現在台灣年輕一代身心都比上一代健康,實在是解嚴、民主化的無量功德啊。

 

1960年代全球主要國家都陷入反建制、反權威、反體制的洶湧浪潮裡,包括中國的文革,只有台灣一片死寂,黨國體制堅如磐石,學校教育一泓死水,念大學和研究所的我們苦悶至極,只能聽披頭、木匠兄妹、畢吉斯、老鷹等樂團所唱的西方流行歌曲解悶,並看西方雜誌透口悶氣,即使西方雜誌裡的毛澤東像(紅到歐洲去了,抗爭學生舉著毛像和毛語錄的牌子如「為人民服務」示威遊行,極為肯定中國的文革)都被警總拿黑粗筆塗黑,但我們仍能從其他蛛絲馬跡看到一些訊息,吸口新鮮氧氣。我那時是叛逆青年,對文革和全球學運有無知愚蠢的景仰。有一天我對教「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朱堅章教授說台灣也需要文革,來打破一切官僚主義的條條框框,並向他介紹約翰.藍儂(披頭四之一)那時正紅的名曲《想像》所楬櫫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朱老師只淡淡笑了笑,沒對我的輕狂表達意見。如果朱老師去密告我,我就要去唱《綠島小夜曲》啦。

 

我沒有唬爛,陳映真曾對我說:「你運氣好,晚生了幾年,你若跟我一樣大,一定也關到綠島去了。」

 

1974年我當兵回來進入政大東亞研究所。選擇東亞所是因為那是全台灣唯一可以看到中共資訊的民間機構,當初建所的目的是培養「對匪鬥爭」的幹部,黨國氣息非常濃厚。所裡因此有兩條路線鬥爭:學者型教授如鄭學稼等主張東亞所走學術路線,其他政客型教授奉行黨幹路線。台灣民主化後,黨幹路線消失,學術路線獲勝,後來的學生有福了。

 

 

 

研二那年,我選修當時蔣經國聘任的政務委員的李登輝,教授「東南亞經濟發展」的課。他上課層次分明、有條不紊、清晰明確,只是英語口音極重,同學都一臉茫然,等他寫在黑板上,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個意思」。他的英語口音,是混合了日語、台語和「國語」的Taiglish,比小朋友的火星文更艱深晦澀,乃是台灣頭號第一「菜英文」,但文法、用字、書寫都沒問題。

 

李登輝對蔣經國很推崇。他在課堂上經常痛批當紅的、以李國鼎為首的加工出口外貿派,說外貿派吸光了農村青壯人口,促使農業凋敝,而加工出口工人的工資很低,沒有勞動正義,害得農、工都成勞苦弱勢。說到此猶記他疾言厲色、義憤填膺的神色。我們才知道,原來蔣經國時代政府內部是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並非鐵板一塊,李的重農思想當時頗令我們這些幼稚左派感動。

 

 1960年代只有台灣一片死寂,黨國體制堅如磐石,學校教育一泓死水,念大學和研究所的我們苦悶至極。圖片來源:劉達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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