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的香港:一場關於記憶的無聲內戰

Tuesday, May 29, 2018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主題是「悼六四,抗威權」,然而關於如何在香港繼續傳承六四的記憶,卻受到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本土派乃至左翼之間的爭議而備受挑戰。

 

誕生在後「六四」甚至後九七的香港年輕一代,多強調本土認同,以爭取民主為優先,更在乎包括捍衛廣東話與繁體字等本土文化,以及國民教育與新聞自由是否受中國因素所影響,他們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等綱領,也不認為年輕一代有道德義務去承擔「平反六四」的責任,遑論要求共產黨去平反。過去3年來他們鮮少與支聯會共同舉辦活動,也中斷參與具有指標意義的六四燭光晚會。

 

相較於「六四」事件,2014年的雨傘運動無疑帶給年輕一代更深的衝擊。圖片來源鄉:達志影像/路透社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中的本土派路線已經成為主流,為什麼諸多年輕一代的香港人擁抱本土派?至少有以下3個因素:

 

第一、中港經濟融合大潮下的反抗。早自曾蔭權時代(2005─2012)開始,特區政府已經將「背靠祖國」視為香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選擇與萬靈藥。從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到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基建(基礎建設),以致去年推出的大灣區規劃,香港已經逐步(被)整合到中國的經濟藍圖之中。面對此種「同城化」(編1)與模糊邊界的融合大潮,多數年輕人傾向留守香港,並且尋找發展本土經濟的可能性。

 

第二、從「反共到反中」的範式(典範)轉移。八十年代以降主導香港民主運動的「民主回歸論」強調反殖與對民主中國的未來想像,這種主觀期望已經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後畫上休止符。「民主回歸論」者被本土派稱為「大中華主義者(膠)」,由支聯會主辦多年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更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的愛國與「反共」。相對地,年輕一代對中國民主發展已經完全失去耐心與期待,中國更被視為香港困境的主因,「反中」成為本土派共同的特徵。

 

第三、身分認同的變遷。自2008年年中以降,青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顯著下滑,對此一個不可忽視的可能原因是中港跨境旅遊所帶來的非預期政治結果,數以千萬計的大陸旅客與本地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接觸,而接觸並不必然帶來理解反而凸顯了文化差異並且帶來嚴重的兩地衝突,進而強化了本土身分認同。

 

支持本土派的年輕人與上一代支聯會的成員最大的差異是他們拒絕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因此也沒有中港之間的「共同體」意識,對民主中國的可能性不抱希望。相較於「六四」事件,2014年的雨傘運動無疑帶給年輕一代更深的衝擊。他們並非完全遺忘六四,例如意識形態上左翼的朋友就會透過舉辦讀書會、導賞團以及學術論壇等不同方式傳承關於六四的集體回憶;更有人透過緊扣現實的政經議題、深耕社區打造香港的主體性。透過近年的民意調查所呈現出的重要趨勢是,愈來愈多港人認為沒有義務推動中國民主的發展,同時也有近3成的受訪者不支持平反六四,顯示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的支持與同情有所減弱。

 

十九大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被寫入憲法正文,進一步讓人們無法區分作為政權的共產黨以及作為中國的國家本身,使區分黨國的論調顯得空洞與蒼白,民主化的希望更加渺茫。香港正在經歷一場關於記憶的無聲內戰,一方面北京似乎應該高興年輕一代香港人似乎選擇遺忘與不再糾纏「六四」事件,專注向前(錢)看,支聯會的力量與傳承進一步受到擠壓,符合香港作為經濟城市角色的主觀期望。

 

另一方面,北京其實輸了一整個年輕世代的認同,「六四」逐漸變成事不關己的「中國內政」。儘管影響因素各異,香港開始歷經了類似九十年代中後期台灣遺忘「六四」事件的軌跡,再一次我們觀察到「香港政治台灣化」的影響。面對來自中國政經力量的控制與影響,香港在強調主體性的過程中這種發展趨勢恐怕難以逆轉。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編註1:同城化是中國和香港使用的語彙,係指一個城市與另一個或幾個相鄰的城市,在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等方面能夠融為一體的發展條件,以相互融合、互動互利,促進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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