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定錨後

Monday, May 28, 2018

「禁止接見,所以那時候總是會失望,就會邊走邊哭」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家屬高儷珊等人在景美看守所的歷史記憶,分別在綠島和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升級成為國家級人權博物館後,如同以最高規格對外宣示,台灣重視人權價值。

 

相較於台灣以國家高度,踏出推廣人權教育、正視人權迫害及轉型正義的一大步,德國納粹集中營布亨瓦德(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歷經蘇聯與東德威權時期,最終能保留並改建成人權博物館問世。兩國在處理威權遺緒與不義遺址,邁向人權博物館過程的比較,將在下文一一分析。

 

座落在德國威瑪(Weimar)的集中營布亨瓦德,是德國境內最大的納粹集中營,自一九三七年成立至二戰結束,至少關押超過廿五萬來自五十國以上的受難者,並造成五萬六千人以上的槍決與間接死亡,致死率極高。

 

圖左:布亨瓦德集中營受害者照片展示/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右:無人能倖免於威權體制下的人權侵害/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蘇聯駐德軍事委員會在二戰結束後,直接接管布亨瓦德集中營,並由情報組織「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通稱契卡Cheka),改組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轉型成NKVD二號特別營,大規模逮捕、搜查、拘禁、移送勞改營(Gulag)(註1)及槍決蘇聯國內外的戰俘、反革命分子、農民與工人。

 

一九四五至五O年間,至少約二萬八千多名受難者,遭遇不間斷的強迫移送與勞改。至蘇聯於一九五O年將布亨瓦德重新移交給東德(DDR)管理,NKVD二號特別營總計超過七千人死亡,致死率將近三成。

 

柏林圍牆倒塌後,布亨瓦德集中營的營區規模被完整保留,建物仍剩隔離電網、焚化爐、槍斃室、醫護室、屍體停放間、禁閉室、倉庫等原始建築,與受難者紀念碑,部分改裝陳列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囚服、處決流程、影音回憶錄象與NKVD二號特別營展區。由於營區保留的完整性高,縱使集中營歷經不同的威權暴行,初訪者在體察受難者的處境與遭遇,並不困難。

 

 

圖三:布亨瓦德集中營的焚化爐/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德國在面對納粹與東德時期的威權遺緒,德國人直面自身曾是加害者的過往,並邀請世界檢視自己國家的醜陋過去,時時刻刻警惕自己的「反求諸己」,並以國家力量出資成立人權博物館與管理紀念基金會,盡可能保留不義遺址,輔以開放檔案查詢與加害者研究(例如:東德的情報機構史塔西Stasi),同時配合司法追溯至今。從法律、預算編列、修改教育課綱與校外教學、社區(甚至是納粹黨羽通勤的公車站牌),整體所形塑的記憶文化、對真相釐清的堅持,在價值的彰顯下,面對歷史傷口不需再悲情,正義甚至帶來了觀光的多樣性,集中營的參訪人數亦逐年緩步成長。

 

 

 

 

 

布亨瓦德集中營保留的重要性,見證了民主國家的公民,一旦輕忽人權、接受並授權獨裁者執政,從民主走向威權專制,包含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等,不同意識形態的威權,都將輕易踐踏民主與人權,造成公民社會的價值長期崩潰。相較於德國的過往,台灣歷經世界最久的戒嚴,要從威權走向民主,一如其他國家,是在艱困且漫長的過程中摸索,逐步正視人權與轉型正義的重要。

 

 

以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為例,前身為軍法學校校區(今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一九六七年軍法學校併入政治作戰學校遷離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及所屬單位遷入,另闢建三軍首座頗具規模之現代化軍事看守所。直到一九九二年警總裁撤,軍法處看守所改為海岸巡防司令部看守所。二OO五年,園區由文建會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代管,直至二O一一年文化部鑑於人權價值,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後,終至今年五月,正式成立國家級博物館。

 

 

圖四:人權博物館所彰顯的是普世價值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五: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入口的受難者紀念碑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儘管景美園區在歷史現場的重構上,藉由曾在看守所醫務室服牢役的陳中統醫師等政治受難者,繪製完成現場草圖,進而讓園區當年的餐廳、圖書室、手工藝工廠、洗衣工廠、會面室與醫務室等建物,復原成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現場」與圖像,搭配押房、軍事法庭、第一法庭及口述歷史影像,已可完整再現人權受迫害的畫面。

 

不過,台灣在重視人權、平反二二八事件等促進轉型正義的議題上,自鄭南榕於一九八七年呼喚至今,仍有兩大項缺漏,充分窒礙民眾在參訪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時,體察受難者的處境,並產生釐清真相的動機,進而形塑記憶文化。

 

圖六: 難能可貴的會面機會,往往只有短暫的十分鐘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七:關押政治受難者的狹小押房走道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首先,儘管《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於二O一七年年底通過,肩負開放政治檔案、保存不義遺址、還原歷史真相、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等項目。但不僅落後國際多年,不義遺址所在國有地多已拋售或改建,進而影響景美園區在人權議題的展陳上,為求完整呈現政治受難者自刑求、審判、囚禁、勞役至槍決的過程,展陳只能以模型及照片替代。例如:園區內景美看守所是位於青島東路三號,警總軍法處看守所的延續,無論是在青島東路或是景美審判後的政治受難者,部分會移送至馬場町槍決。但由於青島東路三號已轉售予喜來登大飯店、馬場町公園亦轉型成親子公園,不義遺址的不復存在,嚴重影響人權教育的開展與全面認識,難以效法德國形塑人權博物館聚落。

 

圖八: 洗整衣物是政治受難者額外的勞役之一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其次,《政治檔案法》未立法與歷史真相未明,政治檔案公開與民間檔案徵集持續延宕。雖然景美園區可以一窺美麗島大審的所在地,但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可能都在等待與疑惑,威權時期迫害人權的元兇與連帶加害者的身軀與魂魄,是否還在民主社會的上空中盤旋揮之不去,無法如德國一般釐清迫害的責任。

 

這不僅導致民眾在人權博物館中,無法建立人權受迫害的因果關係,甚至會進一步疑惑,《江南案》下的汪希苓如何在景美園區獲得特殊待遇、陳虎門出獄後還能復職,並晉升少將後退役。當正義未經由司法彰顯,在台灣對人權及轉型正義的訴求,是否只是緣木求魚?

 

上述兩項缺漏,不僅已造成台灣人權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下降,在二二八檔案的近期清查中,更新增近千名受難者名單,儘管《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已於今年修正,受難者申請賠償期限將延長四年,並可申請平反自身及親屬名譽,但台灣社會曾被撕裂的傷痕,依舊未曾痊癒與平撫。

 

最後,德國近年拍攝了電影《昨日盛開的花朵》,劇情描述德國納粹加害者與被害者後代,在機緣下共同推動轉型正義的跨國工作,在追溯德國納粹暴行的同時,最終和解且相知相戀。也許侵害人權的加害者與被害者,最終能坦然和解,往往都是藉由堅持真相下的深度挖掘。

 

 

 

註1:此處對於勞改營統稱Gulag,是採用俄羅斯良心、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的定義,Gulag泛指蘇聯勞改營和所有形式的蘇聯政治迫害。

 

 

 

Please reload

相 關 文 章

Please reload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Black Facebook Icon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