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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溫柔》中的監獄國

《殘酷的溫柔》號稱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短篇小說,內容卻尖銳直指當下俄國的社會現實。圖片來源:Yahoo!奇摩電影

著名新左派評論家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數年前批評普丁治下的俄國電影創作貧瘠,並以在西方頗受好評的導演蘇古諾夫(Alexander Sokurov)為例,認為其矯揉的神秘風格背後是脫離現實的空洞,但如今只有這種歌詠俄國文化傳統的阿諛創作者,才會得到官方的青睞和支持。 《殘酷的溫柔》(A Gentle Creature)同樣回到偉大的文學傳統,號稱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短篇小說,內容卻尖銳直指當下俄國的社會現實。原著小說以一名年輕女子的自殺開場,敘述一名少女為逃避原生家庭安排的婚姻(對象是個惡棍),嫁給年紀大她不小的吝嗇當鋪老闆,之後卻苦於婚姻不和諧。這篇小說在電影史上頗受青睞,前後多次搬上銀幕,其中不乏傑出之作,包括偉大的法國導演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65年的同名改編。 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則將背景搬到蘇聯解體後的俄國,情節更是大不相同。片中主角是位中年婦女,因為寄給獄中服刑丈夫的包裹莫名遭退回,決定前往探監而有一連串荒謬遭遇。由於兩者情節幾乎沒有任何對應之處,若非導演有此一說,觀眾是不會把電影聯想到小說。 然而「改編」的說法有其深意。杜斯妥也夫斯基青年時代曾因參與激進政治活動而遭判刑,流徙西伯利亞四年。導演說法使得影片連結了流放囚禁的俄國文學傳統。「歡迎來到監獄之城!」這句當地居民對女主角的招呼,因此有了更深的意涵。那座造型突出、主導景觀的監獄建築以及門前巨大的列寧銅像,構成這部作品標誌性的意象。 沉鬱、表情一成不變的女主角身邊隨時出現兩種人。一種是不願回答問題、態度惡劣的小官僚。不論郵局櫃員、監獄警衛,或是檢查探監者送給囚犯物品的女獄卒,都忙於手頭繁重事務,面對冗長隊伍以及焦慮的詢問、請求和抗議,一概以惡劣態度毫不通融地回應。就連協助受害者、忙於打字紀錄的人權團體成員,也像是這個巨大官僚機器的一部分。但這不是卡夫卡式的迷宮,影片中握有小小關鍵權力的人物。並不是依循某種神祕規則照章行事,而是帶有一絲虐待狂快感般擺明其惡意專斷。 另一類人則是環繞女主角周遭的「路人甲」。這些角色顯然大多由非職業演員擔綱,他們或聊天或喃喃自語或插嘴發表意見,言談時而鮮活幽默,時而犀利入裡、偶有悲愴況味,賦予全片許多趣味。其中有些人顯然表面熱心助人實則心懷不軌,「每個人都是豬」、「吃人的狼」是他們對彼此的評論。奇特的是,除了開頭女主角在警衛室接受搜身時,在鏡頭外穢語叫囂的斷腿犯人之外,全片幾乎看不到任何囚犯或囚室,女主角的丈夫更是從未現身。 片中野雞車司機稱讚監獄為當地帶來經濟繁榮。然而,周遭蘇聯現代主義風格的破敗建築,卻和監獄的風格無縫接軌;以馬克思、列寧與革命元勛命名的街道,無助於女主角找尋出路。不論退伍軍人、酗酒渣男乃至黑幫老大,共同的話題是受苦;不只是個人之苦,更是近代俄國種種歷史苦難。人們面對苦難的方式則是訴諸愛國主義和緬懷歷史光榮。監獄不僅限於高牆與警衛,也不止於監視與官僚程序,更在於人心。洛茲尼察在接受衛報訪問時說:「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心性很難」。監獄其實囚禁了獄外之人。 影片以風格的炫技來描繪此一監獄國度。從荒涼慘淡的寫實主義風格開場,吟唱歌謠的角色乍然導入了歌劇元素,歌詞更有畫龍點睛之功。配樂的使用也高明巧妙。結尾那場出人意表的夢境,既像是舞台劇也讓人聯想到灰姑娘,卻回到原始童話的暴力與恐怖。囚車密閉空間駭人的強暴場面,則帶有表現主義色彩。全片風格變換之靈活大膽令人歎為觀止。 安德森對蘇古諾夫的惡評是否公允,或有商榷餘地。然而,不論是《殘酷的溫柔》,或是台灣今年一月上映的俄國片《當愛不見了》(Loveless),乃至後者導演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四年前的《纏繞之蛇》(Leviathan),都在在顯示俄語電影直面當代現實的批判創作並未斷絕,而且還生猛有力。 作者為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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