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傅斯年,是我們要的典範嗎?

Sunday, May 20, 2018

愛國無罪,傅斯年自有他的堅持與時代任務,但這樣的校長來到了台灣居然變成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典範。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價值觀一直是被選擇性移植的,如果去問台灣人什麼是理想的大學校長,絕大部分人腦海裡出現的典範大概不出蔡元培、傅斯年這兩位分別於民初北大與戰後台大的校長,而且學歷越高、越馴服於黨國教育者,對這兩位越是推崇備至。

 

果不其然,在教育部正式拒絕聘任管中閔後,挺管人士的亢奮達到最高點,高舉大學自治的大纛,發起所謂的新五四運動。這群人遙想五四運動,群聚在台大傅鐘下面,借古諷今,緬懷蔡元培、傅斯年,不少窩在學者之列的昔日黨國政客慷慨激昂,以捍衛傅斯年留予台大的大學自治自居。

 

蔡元培、傅斯年這兩位身處亂世的校長,他們的共同點,也是最被廣為傳頌的,就是他們對當權者不假辭色,極力保護學生,再加上他們的學術高度,連北洋軍閥與蔣介石都必須退讓三分。然而他們治理下的大學,真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世外桃源嗎?一輩子被國民政府教育長大的台灣人,對這兩位校長的了解有多少?我們真的同意蔡元培「教授治校」的動機嗎?傅斯年的座右銘「貢獻大學於宇宙」,實踐了多少?若以民主國家的角度檢驗,他們的治校理念值得推崇嗎?

 

先不管這兩個校長神話的建構有多少真實性,由於時代的錯置與遺忘,我們忽略了蔡傅兩人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才是國民政府遷台後刻意推崇的真正價值。然而有趣的是,這個事實卻因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民主化後顯得尷尬萬分,讓一講到大學自治就言必稱傅斯年的人刻意遺忘。但就像中國要收集台獨名單的口號一樣,凡是走過的必留痕跡,蔡傅的豐功偉業班班可考。讓我們就用傅斯年的精神,「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看我們能找到什麼。

 

蔡元培,學術掩護革命

 

先談蔡元培。加入同盟會的蔡元培,他的政治立場十分清楚,與北洋政府的關係緊張,但北洋政府仍給予重用,任教育總長,也把北京大學交給他。被汙名化的北洋政府,其實是中華民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對不同意見比中國任何一個政權的容忍度都高,然而蔡元培身在朝廷心在漢,身為中央政府的要員,卻完全支持南方武裝叛變的國民政府。

 

蔡元培對德國大學有過詳盡的考察,受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年6月22日-1835年4月8日)影響極深,接掌北大時提出大學自治的構想,設立評議會,以教授治校。然而大學自治的目的不是為了保障學術自由,而是他自認隨時會被北洋政府炒魷魚,以教授治校確保他離職後北大不受政府派出的校長主導。北洋政府從未炒他魷魚,倒是他常常負氣閃人。當蔡元培神隱時,代理校長蔣夢麟只要無為而治,以蔡元培馬首是瞻的北大教授們仍能貫徹蔡元培的意志。蔡元培教授自治的目的確實達到了,卻也讓無其威望的蔣夢麟之後正式接下北大時派系林立,群龍無首,一人一把號,亂成一團。

 

蔡元培的大學哲學也和洪堡的一樣,大學存在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富國強兵。在這個目標下,一旦大學自治被證明只是一個烏托邦的構想,被犧牲的一定是大學自治。蔡元培與以學術掩護革命的梁啟超一樣,以校園為避風港,大學自治是服務於政治的,讓北大自治於北洋政府之外。一旦北洋政府倒台,政府與他的政治衝突消失,大學自治的立場就可以改變。這個轉變十分明顯,在北洋政府時期,蔡元培力推教授治校,宣稱絕不當官派的校長以求治校最大的自由〈其實他一直是官派校長〉;蔣介石北伐成功後,他轉而支持蔣夢麟修改《大學法》,取消評議會,改由校長治校,而校長當然是國民政府指派,以貫徹愛國教育。

 

至於蔡元培在北洋政府下的英勇事蹟,換在國民政府下就更加生鏽了。他在五四運動中奔走營救學生,不准北洋政府的軍警踏入校門一步,氣概萬千,但國民政府取代後,在南京的學潮裡卻是怯怯地站在學生的對立面,代表對學生「心甚嫌惡」的蔣介石與學生溝通,不料激怒學生,自己還被憤怒的學生挾持。終於引發蔣介石出手,爆發「珍珠橋慘案」,軍警包圍學生宿舍,統統逮捕,造成百餘學生傷亡的慘劇。可惜如此這般,老蔣還是不領情,在日記上斥其教育理念為「罪過」、「鄉愿」。

 

蔡元培對德國大學有過詳盡的考察,受洪堡影響極深,接掌北大時提出大學自治的構想,設立評議會,以教授治校。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傅斯年,巷中驢鳴

 

傅斯年更精采。戰後接到的第一個派令是去接管北大,由蔣介石欽點。其實傅斯年真正的興趣是中研院的工作,但蔣介石屬意他去北大收拾。雖然他向蔣推薦胡適得到了採納,他最後還是同意在胡回國前代理。一代理半年,他沒讓蔣介石失望,以「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清算汪精衛政權留下的勢力,開口閉口稱汪政權下的北大所有事務為偽,偽大學、偽教授、偽學生、偽文憑、偽學籍,毫不含糊。他不諱言自己的任務,自認是「李逵打先鋒」,替溫吞的胡適先行收拾偽逆。

 

傅斯年大力批評教育部對偽校的處置辦法過鬆,戰後回到北京的第一天,對接機的北大教授第一道訓斥就是「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他說「北大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的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偽校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屬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南京一片叫好,北京則人人自危。這些激烈的民粹言行透過報紙報導,在抗戰勝利的氣氛中得到許多人擁戴,但周作人聞之,稱其為「驢鳴」,在日記中留下這段:「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

 

豈止巷中驢鳴?傅斯年說到做到,學生的偽學籍、偽文憑不予承認,偽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不管你是為時代所逼還是「貢獻知識於宇宙」,統統滾蛋,連自己的老師周作人也不例外,還讓他鋃鐺入獄。偽校長亦以漢奸罪起訴,之後獲判無罪,傅斯年得知氣急敗壞寫信大罵法官,「何得無罪?何得無罪?」自己扮起法官宣判「該逆在偽職任內,勾結日寇,在偽校遍布日本顧問及特務,以實行奴化政策。」甚至還要求換法官重判。

 

愛國無罪,傅斯年自有他的堅持與時代任務,但這樣的校長來到了台灣居然變成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典範,就像蔣介石到了台灣變成自由的燈塔、民主的長城一樣可笑。傅斯年自己也坦承代理北大半年一無貢獻,唯一頗堪自負的就是「分別涇渭」。「民族氣節」的大帽子一搬出來大家就不敢動,但日本投降後偽北大面臨的難題豈是這道?如何空出位子迎接西南聯大裡的舊北大班底回朝,恐怕才是許多人不可說的政治。

 

1948年底,大陸失守已成定局,傅斯年生命最後的兩年,再度在蔣介石與陳誠的催促下,把舞台搬到台灣。抵台不久旋即爆發的「四六事件」,讓傅斯年在台灣確立了名號,那段對屠夫彭孟緝嗆「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的橋段膾炙人口。沒有別的角度嗎?下回分解。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青少年時立志鑽研物理,卻意外闖入抽象的計算世界,因理性有不可自拔的矛盾與漏洞,沒有完美的理論可以說服人放棄反抗,人應該更勇敢的為價值,為感情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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