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能當飯吃,那威權跟官僚統治合你胃口嗎?

Tuesday, May 15, 2018

將經濟交由追求效率、精於計算、擅長預測的專家,於是一個經濟專家集團於焉誕生。 圖片來源:pixabay

 

每當景氣不佳、國家經濟狀況低迷的時候,對民主制度與國家政治的懷疑就會愈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資本家帶頭喊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統一才是活路」的誑語,更是言猶在耳。一部分的台灣大眾甚至相信對岸所謂「五毛」的喊話與宣傳:相較獨裁統治的中國經濟發展蒸蒸日上,民主國家的台灣則積弱不振。「民主無用論」甚囂塵上,彷彿台灣最好拋開「過時」的民主制度,擁抱「雷厲風行」的中國才是時代潮流、「天命所趨」。

 

面對這些議論,為民主制度辯護的人所在多有,卻沒什麼人認真提到在現代國家的統治形式上(撇開封建王權不談)還有什麼替代的選擇方案?以及,這些方案是否是可接受的?本文即是在這個基礎上討論,除了民主以外的現代國家的統治形式—以常常受到台灣人喜愛的「強人」與「專家來說」—也就是威權統治跟專家主導的官僚統治,它們在歷史上的實際狀況,以及與民主之間的關聯。同時將它們與民主相比較,或許我們就會更深地了解民主真正的價值與重要性。

 

威權統治

 

對台灣人而言,威權統治的記憶並不遙遠,對岸也有活生生的案例。在威權統治下,除了參政權的限縮以外,政府更會對於言論自由、表現自由以及其他各項公民權利嚴加限制。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黨禁、報禁、不時地對黨外雜誌的審查與查禁,都已是台灣政治史的常識。而當下對岸網路言論的管制、「中國沒嘻哈」的荒誕,也已經在自由的台灣媒體上歷歷在目。也許會有人不服地說,對岸沒被限制的娛樂、文化產業還是很多,「沒事兒沒事兒」。

 

但充滿活力與多元的公民社會,在獨裁者的壓制下,即使呈現出一絲絲的生機,也必須是順從黨意、被獨裁者默許下的「恩賜」,人民是沒有主導權的,遑論有「討論」甚至「抗爭」的空間。至於那些「威權體制較有效率、較能發展經濟」的宣稱,只能說是偶然。常有人拿威權統治時期的南韓與台灣,跟當時已經是民主制度的印度相比,指出南韓與台灣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比印度好得太多了,因此去證成威權體制的正當性。

 

然而那是因為當時的南韓與台灣在冷戰結構下有美國的扶持與資源的因素在,如果看看北韓的發展狀況,就會更明白所謂威權利於經濟發展,不過是將偶然當成必然的謬誤罷了(至於中國的繁榮則更多是源於後進國家的人口紅利)。更不用說威權體制下的分配有多不公平,多半得利的都是統治階級與其親近的資本家(恩庇侍從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一般人只能分到大餅的碎屑而已。換言之,訴諸威權體制並不保證繁榮或富有,唯一能夠保證的是自由與基本人權的萎縮與侵蝕而已;民主制度除了確保自由,還可以用這些自由來爭取公平與其他權益。

 

遺憾而值得讓人警惕的是,在牛津通識讀本系列的《民粹主義》(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一書中提到,像當前部分台灣人這樣,對於民主制度信念不堅,換言之低落的民主品質,在外國勢力或者國內黨派的民粹操作下,是很有可能發生「民主倒退」危機的,有可能是會從國內各少數族群賦予人權保障到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倒退回多數暴政的選舉型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或者競爭式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最糟則倒退到完全威權主義(Full Authoritarianism)。我們從近來反同性婚姻的宗教團體提出的反人權的公投訴求,就能看到民主倒退的初期徵候。重新認識民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專家主導的官僚統治

 

另一方面,要批判「由專家主導的官僚統治」,比起缺點顯而易見的威權主義困難得多了。因為官僚制度是沿著人類理性的進展,發展成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理性的「非預期的後果」。官僚體制的出現,是人類更加理性地,為了追求效率與弭平身分階層的不公平所創造出來的產物,韋伯認為,在消除傳統封建身分階層的層面上,甚至可以說官僚體制是現代大眾民主所伴隨的、不可避免的現象。然而這樣的「裝置」,卻在韋伯沒能見到的未來深深傷害了民主自身。

 

七零年代以美國為首的先進諸國發生不景氣、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學者如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對於這樣的統治危機,診斷其病因為六零年代民主意識的高漲。例如經濟政策上,政治家為了贏得選舉而開一大堆選舉支票,當選之後為了支付這些支票而打破經濟全體的供需平衡,造成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上升。這樣高漲而過剩的民主,被學者認為是需要節制的病根,必須在經濟乃至其他領域當中排除民主政治的影響。

 

而引導這個手段的意識形態,就是後來惡名昭彰、一般人也略知一二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想就是要追求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人認為,民主政治干預經濟就會損及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並且使有效率的資源分配成為不可能。因此必須排除充滿爭論與妥協的民主政治,將經濟交由追求效率、精於計算、擅長預測的專家,於是一個經濟專家集團於焉誕生。而這樣由專家集團來掌握政治過程,即所謂的官僚體制。

 

一九八零年代新自由主義抬頭,並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擴散到全世界,這也導致民主治理品質的衰退。其中,西方民主國家透過例如IMF與世界銀行這樣充滿經濟專家的官僚組織,在援助其他國家時,常要求要實行他們所設定的結構改革才給援助,其結果是剝奪了該國決定經濟政策的國民主權,並且帶來了他們所要求的改革—緊縮財政、促進競爭、自由化、民營化、金融商品化等—的惡果:失業者增加、實質薪資下降、社會福利減少等等,使得各個國家因此一蹶不振。並且因為這些經濟專家對於計算能力與預期能力過度自信,導致了預料之外的2008年毀滅性的世界金融危機。也就是說,並不是把決策交給專家為首的官僚體制來做決定,就一定會達到好的成果,民主政治當中對於政策的審議、不同機關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這些機制都是相當重要的。

 

結語

 

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專家主導的官僚統治,對民主的破壞以及其帶來的災害與必然的失敗;以及威權體制不可忍受的、對自由的限縮。沒錯,民主政治總是充滿妥協、談判與鬥爭,而使得它看起來沒有效率。可是人類為了追求效率所想出來的其他統治形式要不是失敗了,就是讓人喪失自由而難以忍受。民主的價值很多時候是要在與其它統治形式的負面比較的列表上,才能顯現出來。而了解這樣的價值,正是處於外國勢力影響、民主倒退危機下的台灣人,提升民主品質、將整體台灣帶向更好境況的、無從逃避的「眼下之要求」。

 

 

 

 

 

作者努力學習外語、攝取外國新知卻(暫時)出不了國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研究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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