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歷史的盲目

Friday, May 11, 2018

 

書名:歷史的盲目

作者:馬克.費侯(Marc Ferro)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4月

 

 

2011 年:面對「阿拉伯之春」的西方世界

 

2011 年,阿拉伯世界再次爆發革命,一如 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這些革命也都沒被預期到。在這盲目的最初,歷史上歐洲觀點的另一面,有待指責。

 

在法國的舊保護國—突尼西亞,對國家的不滿似乎不比其他阿拉伯國家來得深。經濟與社會關係顯示出一種對西方生活條件的開放,拆穿新聞報導對於西方社會的所有批評,但不包含嚴格執行審查的突尼斯。或許多年來,許多流亡的突尼西亞記者沒有忘記吸引人們去關注眾多自由權的廢除,尤其是新聞報導的自由,在穆斯林兄弟會帶來基本教義派災難的藉口下,已經遭到監視。法國政治領袖們對於這個國家及其領導人的貪婪,讓人感覺好像審查與鎮壓受害者的「哭訴」太過分了,甚至裝出國家充滿民主與活力的樣子。尤其,對於自由的西方公民來說,突尼西亞人自從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協助他們解放以來就獲得的自由,讓突尼西亞成為伊斯蘭世界範圍內,社會現代化國家無可置疑的標竿。在這些基礎上,對於那些低估不滿的真實性的人來說,衝擊是非常大的,尤其對貪得無厭的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及其黨羽更加不滿,這些人的財產在二十三年前,經過一次「醫療政變」,從生病的老總統布爾吉巴手中奪得政權以後就不斷增加。2010 年 12 月 17 日,一個被警察騷擾的年輕水果小販的自焚,開啟了西迪布濟德省(SidiBouzid)動亂的日子。抗議從外蔓延到國家中央,然後到達首都。二十五天內,突尼斯陷於火焰當中,衝突中,219 人死亡,79 人入監,本.阿里被迫逃亡。

 

如同 1979 年的伊朗,年輕人是運動的主力。在突尼斯拍到的一些照片,及之後在埃及以較小的標題標出,顯示一些年輕女孩也參加了。有些被強姦的女孩也加入對腐敗政權的抗議。這也是西方世界看不到的,在西方的分析當中,它只記錄了立案機構的行動:政黨、工會或神職人員。最近幾年,突尼西亞年輕人的人數不斷增加,最終加入了失業的行列。這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年輕人從此加入窮人的行列,該國的教育程度比其他國家都高,這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飯店裡工作。「旅遊事業最終將讓國家腐敗」,我的一名 1980 年代來法國求學的學生如此預言。事實上,旅遊業是天上掉下來送給國家的禮物之一,相反的,國家以它的優勢將領導圈管理不到的東西棄之不顧。

 

假如年輕人的運動不採取「伊斯蘭將是解決辦法」,而是「突尼西亞將是解決辦法」的口號,那麼帶走第一次勝利選舉的就會是穆斯林兄弟會,已故政權犧牲者的他們,在此贏得選民的心。此外,「兄弟會」屬於幾乎整個伊斯蘭世界中的一個激進網絡,而這個通用教義的組織也給了他們其他亂黨所沒有的重擔。但就像迴力鏢一樣,一旦掌權,兄弟會也要制定一套嚴格的教規、伊斯蘭律法,全然與突尼西亞革命的期待相反,須知突尼西亞革命的第一目標,是要以民主為本,確保所採取的策略能夠保證人盡其才。2015 年,民主終將把這個目標帶到突尼斯嗎?

 

在埃及,埃及人的春天這個口號比較是政治性的,訴求包括:釋放政治犯、廢除軍事法庭同時撤除其判決、解散二議院、給予政治與工會組織自由、廢除憲法,以及召開制憲大會。

 

這不是伊斯蘭的問題。但是,正如同突尼西亞的例子,自 1956 年以來就是軍事政權受害者的伊斯蘭兄弟會,贏得了大選。意圖統一世界的他們,曾多次企圖謀殺反對回到烏瑪體制計畫的納賽爾。穆斯林兄弟會也涉及 1981 年納賽爾的繼任者沙達特(Anouar el-sadate)的謀殺案。同時間,兄弟會也越來越滲透到在伊斯蘭國家具有非常大影響力的司法機構。只有埃及的革命不是反伊斯蘭或親伊斯蘭者,這倒讓西方世界頗為驚訝。

 

西方世界在面對阿拉伯革命時的盲目,所顯示的另一個特徵是他們相信「阿拉伯之春」將式微,被穆斯林兄弟會或蓋達組織收回,有些國家,如利比亞或敘利亞,並沒有加入這二個組織。然而,不只革命的浪潮同時席捲所有這些國家,反美主義或對以色列的敵意卻也都沒有真正扮演一個角色。好像這些國家的阿拉伯人的公共輿論,都感覺到某種欺詐,某種他們的領導人利用他們對美國與以色列的憤怒所進行的欺騙。

 

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巴林,或甚至葉門,無論在革命期間或政治動盪之後是什麼,其第一個共同點就是民主的籌碼。換句話說,他們幫助了某些籌碼與衝突的「西方化」,甚至穆斯林兄弟會與他們的聯盟都知道也能夠在一段時間中出現這些革命的最佳代理,就好像伊斯蘭教教法的制定,就是社會所需或經濟計畫的唯一替代方法。

 

此外,革命浪潮只涉及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人:伊朗、巴基斯坦、蘇丹、印尼都沒有,雖然這些地方的伊斯蘭政權更明確。如同岡瓦納(Gondwana)大陸,浩大的伊斯蘭地區好像也看著它的二個部份—非阿拉伯與阿拉伯—漸行漸遠,其中阿拉伯部份,過去的分裂甦醒了,而且變本加厲。

 

伊斯蘭教及其未來的願景

 

人們每天都在歌頌或指責的全球化,不只是一種經濟或傳媒的現象。今天,人們不想看到宗教在人類大遷移與媒體發展的交叉時候世界化,一種非單向的現象。這是教義從北美傳到美洲其他地方及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區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所代表的。

 

因此,伊斯蘭也將出現在歐洲與北美。如今,人們不懂或不想看到它突然出現的,是極端形式伊斯蘭的湧現,它有時叫做伊斯蘭運動(islamisme),有時叫做賽萊菲(salafisme)或基本教義,有時又叫原教旨主義(integrisme)。向西方世界與印度下戰帖的就是它。但這個革命性的基本教義派對於看到自己致勝原因的能力也是盲目的。

 

以前,伊斯蘭世界有想要改革,他們經歷了一個可以用這個問題總結的衰敗:「我們怎麼可以變成曾經是我們祖先奴隸的人的奴隸..雖然我們自由了,難道我們沒有再變回去的危險

 

嗎?」當然,歐洲所帶來的殖民化受到質疑:從摩洛哥到克里米亞,從土耳其斯坦到印度尼西亞。然而,事前,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已經失去他們當時都還擁有的文化領導權。轉折出現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三個世紀之後及重新找回獨立時,卻發生了在阿拉伯世界內建立了一個以色列國,以及和印度勾結,造成孟加拉國分裂的情事。此外,伊斯蘭國家的科學持續停滯:例如,六十七年來巴基斯坦只註冊了八個國際專利,而穆斯林的科學名稱也很少出現在科學期刊中。最後,還有一個恥辱,那就是舊殖民地—新加坡、台灣、南韓—都變成經濟成功的「小龍」。把伊斯蘭世界所承襲的所有不好,都歸因於殖民主義的論據,平息了許多重要的矛盾。作家梅地(AbdelwahabMeddeb)評論,「這是一些說明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一直沒有從它的撤職中得到安慰的實際數據。」此外,這個撤職更加深了不滿。然而,儘管變成殖民地,伊斯蘭世界還是知道要保護一些自治區,雖然這些自治區不斷在縮小,但每一個都還是不可侵犯的。「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太太,我們的房子建立起未受殖民化侵犯的最後庇護所。」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重複說道。異族通婚的情況少之又少:這是伊斯蘭的、國家的還是集體的反抗?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在蘇維埃的塔吉克都還找得到反抗的跡象。另一個倖存者:雖然自己造成或因為殖民征服而被瓜分,烏瑪在歷史的偶然之外,還是保留了一種統一的感覺。它依舊是一只共振箱。這些世界的地理區域記憶也倖存下來了,甚至有可能擴大了。甚至在紐約及華盛頓的攻擊之後,蓋達組織還要求收回帝汶島東部,這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且從來就不是穆斯林的,但印尼的伊斯蘭共和國卻想把手伸進去,因為只有它是佔領島嶼西部荷蘭殖民地的繼承人。

 

地圖上出現三個代表伊斯蘭世界強權的帝國—鄂圖曼帝國、波斯的薩非王朝(Sefevides)、印度的蒙兀兒帝國(Moghols)—而十八世紀時意識到自己的貧瘠,且出現亞伯代爾瓦哈(Abdelwahhab)傳教士的運動的,是鄂圖曼所統治之阿拉伯世界裡面的伊斯蘭。瓦哈比教派(wahhabisme)的創始人認為,只有當國家為實施伊斯蘭教教規這一整套指引穆斯林生活的戒律做出貢獻時,才是合法的國家。另一方面,反對只有自己回到傳統的鄂圖曼帝國,在衰微之時,國內出現一項改革運動—第一次坦志麥特(Tanzimat,意為鄂圖曼帝國的改組);而波斯人賈馬爾.奧—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則提出伊斯蘭與西方世界之間敵對的基本特徵。這個阿富汗裔的改革者提倡「借助科學,仿效西方的實用主義可讓伊斯蘭重新找回力量與高度」的想法,必須借鑑的模範是成功統一德國的普魯士:然而,誰是伊斯蘭世界的普魯士?

 

另一個想要起飛的心情出現在克里米亞與喀山的韃靼人。1897 年,在這個城市中,韃靼人文盲的比例比俄羅斯人低。此外,就是在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韃靼人之間,一個革命與民族的伊斯蘭在布爾什維克黨人蘇爾坦—嘉里夫(Mirsaid Sultan- Galiev)的支持下誕生了,以「無產階級國家」取代無產階級,成為世界革命的因子,這麼一個因子,在半個世紀後,啟發了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陳麻六甲(Tan Malaka)、印度革命黨人馬那班德拉.羅伊(Manabendra Roy)、中國共產黨人林彪,以及讓利比亞的思想阿拉伯化的格達費等人的概念。在蘇聯,這個運動被史達林摧毀了。

 

在鄂圖曼帝國,坦志麥特的改革只帶來了挫折。除了希望讓基督教團體分裂以外,包含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帝國的所有省分都脫離了,埃及帶頭,接著是基督教歐洲的省分—從希臘到保加利亞與克里特島,中間還經過波斯尼亞和黑賽哥維納(Bosnie- Herzegovine)。1914-1918 年的戰爭結束後,「生病的人」就死了。在征服希臘與亞美尼亞人之後,年輕的土耳其人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著手進行凱薩式的社會現代化。歷史學者保羅.杜蒙(Paul Dumont)說明了在反教權志工凱末爾拯救土耳其民族榮譽的程度上,同意的人民受到哪些限制,諸如:放棄穿著東方服裝(拖鞋、頭巾、紗);放棄一夫多妻、以阿拉伯文書寫、苦行僧儀式;建立取材自瑞士的民法典;縮小伊斯蘭教教法的區域;性別平等;取消宗教學校、蘇非派教徒團體及穆斯林法庭。但伊斯蘭依然是國教。被馴服、世俗化的伊斯蘭,被剝奪了生命,因為凱末爾終結了哈里發(califat)。之後,因 1956 年突尼西亞獨立而受到讚美的布爾吉巴,重新採用了這些措施中的一部份。波斯的國王與阿富汗的國王也從中得到啟發,至少有一部份,但遲疑不決的人民卻把這個讓社會現代化的欲望結束掉。

 

在此期間,在由哈桑.版納﹝Hassan Al-Banna,穆罕默德.阿布篤(Mohammad Abduh)的信徒之一﹞於 1928 年建立的團體—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下,埃及出現了對這個伊斯蘭馴化的激烈反應。他們的計畫是雙重的:「在扭斷大人物及其親信的脖子後..,人們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如有必要包括割禮與燒紅的鐵,糾正他們天性裡不完善的東西。在欲望的意義上,人們將提升小人的靈魂,在靈魂上行動,就像園藝家為了讓植物向上成長而樹立筆直的支柱時所做的。」穆罕默德.阿布篤補充道:神秘指令的影響讓穆斯林變得被動。他們必須適應現代世界。至於哈桑.版納,他在 1946 年寫道:「因此,這就是西方世界,在撒下不公正、奴役與專制的種子之後,就茫然不知所措,在自己的矛盾中自綁手腳。在上面飄著《可蘭經》小旗子的上帝旗幟陰影下,只要伸出一隻有力的東方之手就夠了;一面由擁有堅實信仰的軍隊擎起來的旗幟;而在伊斯蘭旌旗之下的世界,將重新找回平靜與和平。」這是我們在巴基斯坦神學家莫度迪(SayyidMaududi)的學說中找到的一些類似的想法,他強調「為了掃除所有腐敗的政府..及建立有利於全體人類的政府型態,堅定不移的鬥爭是必須的,必要時,甚至不惜流血、戰爭」。至於 1966 年被納賽爾處決的穆斯林兄弟會新導師庫特布(SayyidQutb),就把這個程序完成:「西方人的統治已達終點,不是因為西方文明實際上已垮台..而是因為西方的秩序不再擁有它的優勢—侷限在某個領土內的民族主義與社區,這個領土是在科學革命完成其功能時發展出來的—所賦予它的整個價值..。輪到伊斯蘭了。」

 

我們也到了這裡。

 

在 1960 年代期間的這一天,很明顯的,西方世界在面對伊斯蘭的崛起時是完全盲目的。心思完全放在冷戰之中的西方世界,只有在民族主義者要求收回以及可能被共產主義收回時,才會在意東方的驚跳。當埃及共產黨歸附時,人們把目光放在阿拉伯世界的統一,放在納賽爾主義(nasserisme)的突然出現上。相反地,他們沒有看到穆斯林兄弟會企圖暗殺納賽爾,因為阿拉伯的統一,終於讓烏瑪的重建因傳統上波斯人與土耳其人對阿拉伯世界的敵意,而變得不可能。二次的盲目,西方甚至企圖透過 1955 年的巴格達條約,聯合這三個敵人對抗蘇聯,當時首相為艾登(Anthony Eden)的英國還企圖讓上校的埃及聯合蘇聯..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在法國,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成了眾矢之的的就是民族主義者納賽爾,因為他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但是,在所有這些陰謀當中,既不是伊斯蘭問題,也不是伊斯蘭甦醒的問題。然而,它就在那裡,擴散開來,反殖民主義暴動的根源。1956 年之前,對此唯一有感的法國政治人物是馬克思.勒瓊部長,但當時人們還沒注意到他這號人物。其餘的,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之前,有提到這個「伊斯蘭的甦醒」的文章很少:貝爾納.劉易士(Bernard Lewis)是最早的幾個之一,還有奧利維.卡黑(Olivier Carre)的《穆斯林兄弟》(Les Freresmusulmans)及炎恩.李察(Yann Richard)的《伊朗的什葉派》(Le Shi’ismeen Iran)。更確切地說,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西方顯得不可思議,帶頭在 1789、1830 及 1917 年分別發生革命的西方,覺得這個和 Bazar、神職人員及共產黨的親信Tudeh黨結合的聯盟實在難以理解。

 

然而,西方的這個盲目由伊斯蘭教的盲目來回答。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達瓦黨(AL Dawa)在盤點它的敵人時,當然會提到赫爾茲(Herzl,以色列誕生的理論家),以及比金(Begin,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正如同 1938 年去世的土耳其伊斯蘭教的掘墓者 Ataturk 與敘利亞的阿賽德(Hafez el-Assad)。就連納賽爾也被認為是伊斯蘭的敵人,儘管他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及對以色列的戰爭有目共睹。象徵美國的自由女神與象徵蘇聯的鐮刀及錘子,也被加入伊斯蘭的這張敵人名單裡。伊拉克未列入,因為海珊(Saddam Hussein)帶頭,防止了伊朗的擴張。阿拉法特(Arafat)還沒有被盯住,但 1974 年,他便被列入敵人名單,因為巴勒斯坦的領袖一次都沒有為了合法化他的行動而在聯合國祈求伊斯蘭的幫助,而且在為孟加拉的誕生歡呼時,他對於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共和國的態度不好。這個名單不就證明在面對全世界時,小心翼翼的空論家自己的盲目嗎?

 

認為「屬於伊斯蘭的時候到了」是一種宗教行為,因為渲染反帝國主義的阿拉伯國家計劃把它淹沒了。或許,伊斯蘭扮演的就是這些運動的酵母,但有所保留的穆斯林兄弟會對於打擊納賽爾的攻擊可沒有少過。在被解散之前,他們曾遭受嚴酷的迫害,而在敘利亞與葉門,統一阿拉伯的納賽爾計畫也落空。1970 年納賽爾的死,象徵阿拉伯統一的夢想及其接班的幻滅。在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Faycal)的支持下,透過受到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P)的創立及 1973 年至 1980 年間收入增加二十五倍的激勵而成立的宗教與石油聯盟,讓瓦哈比教派宣傳的快速擴張達到頂點。靠各界對穆斯林社團的捐贈,支持伊斯蘭統一訴求的目標,是預知非宗教或由在俗教徒管理的國家,它的影響將整個擴張,如控制 Ba’as(阿拉伯文復興的意思)黨。但是利用一些在當時還是難以想像的意圖,對這些民族國家的攻擊已然開始了。1961 年,歷史學家亨利.羅倫斯(Henry Laurens)提過的貝魯特的一名伊斯蘭教徒阿布.艾伊曼(AbouAyman),給他在《東方日報》( L’Orient)中的一篇文章下了標題:「獨立,殖民主義的最重要階段」(L’independance, stadesupreme du colonialism)。其他一些聲音則譴責這些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獨立的目的是在埃及或伊拉克恢復那些在伊斯蘭之前就已存在的國家,而實際上卻是伊斯蘭讓國家再生,把它加入烏瑪當中。不久之後,表示「在其兄其父推翻暴虐的法國之後,他就透過軍隊與信仰,致力於在理智上、在思想上將之驅逐,並且和與他一起喝毒奶的同志一同將之結束」的是阿里.本哈吉(Ali Benhadj),阿爾及利亞 FIS 的創始領袖之一。就像 1807 年過世的蘇丹賽利姆三世(Selim III)的書記所說的,這個毒奶,就是源自法國大革命,這個民族國家的榮耀、這個「梅毒」的思想。在一本名為《讓現代伊斯蘭化》(Islamiser la modernite)的書中,曾催促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以更嚴酷的方法施行伊斯蘭教的摩洛哥人阿布德薩蘭.亞辛(AbdessalamYassine),並沒有呼籲投入聖戰,而是放棄代表進步的這些西方的創新。首先,確切地說,就是民族國家,這座「監獄」;民主政治,這個「騙局」;帝國主義,這個「絕境」。「如何才能把發展的現代手段據為己有,又不失去自己的靈魂。」我們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計畫中,重新找到這個「警戒的吶喊」,但亞辛認為它是不是來自什葉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斯蘭的統一。在對這個民主政治與民族國家的指責以外,再加上它對政教分離進行的預審的指責:「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長期逗留,還不夠讓他們意識到伊斯蘭教徒(遜尼派)裡沒有神職人員,意識到因為『對上帝的忠誠不用經過人的調解』這個簡單的理由,宗教與政治是分不開的。..曾經在法國是積極經驗的東西,對於穆斯林來說,就是摧毀他們自由的武器。必須驅逐這個威脅他們的伊斯蘭教徒,威脅他們對上帝的忠誠的侵入者。」我們發現這本寫於世貿中心攻擊事件前三年的書的封面上,有一座以數字顯示的摩天大樓,以及伊斯蘭教的新月佔了大版面。伊朗革命的效應,蘇聯的入侵阿富汗,和以色列談判的罪魁禍首沙達特的被暗殺,都讓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聲勢快速上漲,推動各種形式的伊斯蘭聖戰。

 

另一方面,伊朗人霍梅尼鼓勵大家變成「沙希德(shahid)」,也就是死在執勤上,頌揚自願殉道者:「有時人們說歷史的發動者是英雄,這是錯的。歷史的發動者、靈魂,是殉道者..每個殉道者的血就像鐘聲,敲醒成千上萬的活人。」以色列人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評論:「我認為所有這些令人驚訝的事,從以色列人介入黎巴嫩對抗巴勒斯坦人開始,最危險的就是看到什葉派從他們的瓶中脫離。」因為,第三個特徵,除了波斯的化身以外,伊朗革命將漸漸形成伊朗祖國的什葉派,同時摧毀組成國家民族的過去(波斯人、庫德人、塔吉克人)。伊朗因此可以在什葉派阿拉伯國家,也就是黎巴嫩與伊拉克,擴展他的影響力,這又讓沙烏地阿拉伯的不安與敵意倍增。這個革命的連鎖效應遠達阿爾及利亞、黑暗非洲,並引起在法國、其他國家內的幾起攻擊。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應該支持伊拉克,不管它在與敵人及對手的戰爭中是不是異教徒。

 

 

 

馬克‧費侯(Marc Ferro),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EHESS) 研究部主任,法國史學雜誌《年鑑》(Les Annales) 的主編之一,將電影作為文獻和媒介進行歷史研究的先鋒。著有《俄國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917)、《第一次世界大戰》(La Grande Guerre)、《電影與歷史》(De Cinéma et Histoire)、《貝當》(un Pétain) 、《殖民史》(L’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 《世紀之謎︰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LA TRAGÉDIE DES ROMANOV)。他也曾參與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的許多歷史節目的製作,著述三十多種,翻譯二十多種語言,世界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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