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台灣影劇的自信──從客家電視台「台北歌手」談起

Tuesday, May 8, 2018

《台北歌手》之所以值得一看,呂赫若當然是最重要的關鍵。 圖片來源:《台北歌手》臉書

 

客家電視台以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為主題的電視劇《台北歌手》才剛剛播完,緊接著由吳慷仁主演、改編自旅日作家陳舜臣的《憤怒的菩薩》也即將在秋天上映,如果再算上開拍中的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與已經簽約的陳耀昌《傀儡花》,文學翻拍成影視的浪潮再次席捲而來,實在是使人抱以期待的盛事。

 

台灣影視與文學的「結婚」,早自1980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就已經開始,包括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七等生《沙河悲歌》、李昂《殺夫》都曾經被翻拍至大銀幕,後來白先勇的《孽子》、《台北人》、東方白《浪淘沙》,李喬《寒夜》也陸續在公視、民視等無線電視台上映。於是,回到《台北歌手》來看,這部前後放映未滿三週、僅僅14集的小成本作品,又究竟有何精彩之處呢?

 

《台北歌手》之所以值得一看,呂赫若當然是最重要的關鍵。有別於改編自文學作品的方式,《台北歌手》以呂赫若為主軸,透過他亮麗近似傳奇的生命故事,重現當時台北文壇、新劇、廣播等不同場域的人際脈絡,也刻畫了台灣人在兩個統治時期中的矛盾與掙扎。

 

日本統治時期的殖民現代性,是台灣人當時感受最深也最困擾的矛盾,雖然《台北歌手》並未著墨於時代的大敘事,卻巧妙呈現呂赫若、張文環、林摶秋、呂泉生等接受日本統治教育,甚至前往內地留學,獲得現代文明啟蒙的第一代知識份子,終究只能婉轉地用文藝創作表達對於殖民統治與大東亞戰爭的不滿,甚至還被迫捲入「糞寫實主義」的文學/國策論爭。另一方面,戰後的他們也在面對所謂的「光復」,在期望祖國與祖國期望的落差當中經歷228事件,致使呂赫若、蘇新、簡吉等人紛紛加入中共地下黨,投身、掙扎並最後淹沒於白色恐怖的洪流當中。

 

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台北歌手》不僅刻畫大時代風雲,也重現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多語交響」的現況。劇中人物如呂赫若、蘇玉蘭等人流利切換日語、台語、客語各種語言,但又偶爾會在劇中呈現不同族群因為語言而導致的隔閡,既是編劇有意為之,也是當時社會的真實現況。另一方面,《台北歌手》透過日記與戲劇的橋段,也成功營造了客家話為「呂赫若/作家」的「創作語言/私語言」的象徵效果——先不管這點是否符合史實,也不管呂赫若究竟應該要說海陸腔還是四縣腔——這樣的設計大大提高客語在本劇中所佔的比例,自然也滿足了製作單位客家電視台的期待與要求。

 

另外,《台北歌手》以舞台劇的方式巧妙鑲嵌《牛車》、《清秋》、《暴風雨的故事》、《冬夜》等呂赫若重要的文學作品,這個「劇中劇」的結構不僅有助於讓觀眾認識呂赫若的文學;也讓莫子儀、黃姵嘉、楊小黎、蕭正偉、陳家逵、溫吉興等演員得以分飾多角、在不同的角色當中恣意遊走,展現台灣影視界的「硬工夫」與「軟實力」。

 

《台北歌手》中突出了呂赫若的才情,但也同樣呈現了他的失職與懦弱──因為疏於照顧而於戰爭期間過世的女兒,以及最後拋下妻兒、投身於未可知的革命。戲的尾聲,元配林雪絨說的那段話:「每個人都說,我老公多英俊,多有才華,但那都是呂赫若,不是我認識十幾年的呂石堆。……誰把那個文學家、音樂家,那個我不認識的呂赫若搶走都沒關係,至少這個呂石堆還是我的。」就坦率表露了人作為人的多面性,以及台灣女性在當時面對各種現實處境皆只能吞忍、有口難言的心情。

 

《台北歌手》雖然只是一部小品,規模更稱不上是歷史大河劇。但是在結合了文藝、愛情與革命主題,不僅刻畫大時代與小人物的矛盾與衝突,也成功重現百年前台灣社會的真實情境。儘管條件的限制難免帶來折衷,卻已經用有限創造未來更多的可能。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的《台北歌手》,相信台灣本土的文化、歷史與記憶,在新生代劇作團隊的真誠與巧思之下,能夠找回觀眾遺失許久的信心,為台灣影劇帶來下一輪的盛世榮景。

 

 

 

作者為《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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