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世代下的社運更新

Wednesday, May 2, 2018

2014年島國前進「公投百萬連署 島國前進民主」全台巡迴開跑記者會。資料來源:島國前進臉書粉絲專頁。

 

 

2014以前的社會運動

 

先來複習一下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社會運動概況:2008年馬政府上任後,陳雲林來台引發的諸多衝突事件,使得本土派群眾與青年站上街頭,前者諸如圓山飯店事件,後者諸如野草莓運動的誕生。野草莓運動就效益層面是失敗的,但卻帶起後續本土派青年將近六年的行動動能,算是重要的轉折點。

 

我以台灣農村陣線為例,同一年,馬政府也推出《農村再生條例》,引發了從環境、土地、社區到農業等相關運動的整合。有識者憂心:國民黨推出的農再「綁樁」計畫,將會加速農地流失,導致農村消失。這些社運者後來組織成為了台灣農村陣線,加上前述野草莓運動後的青年行動,匯集成一股新興且清新的社運能量。在接下來反農再、反對國光石化興建、反核、修正土徵法甚至到反自由貿易的運動,都有這些社運人士的身影。

 

這一系列的社會串聯與街頭行動,在2013年累積了極大的能量,從反核到年底的大埔強拆事件,還有恰好匯流的關廠工人運動 (註1),這些能量,就在2014年的三一八事件爆發出來。此事件的社會影響力自不待言,改變了2014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選情,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聲望的崩盤。

 

但必須要注意到的是,三一八事件也是讓原本表面整合的社運團體加速分化的主要關鍵。在立法院周遭,因各路人馬行動與集散的理念不同,例如形成運動核心的議場派、發起佔領行政院的社科院派、青島東及濟南路舞台的NGO集合、還有左翼的「賤民解放區」、中山南路的公投盟「左獨」組織等等,地域空間與符號展演作為政治象徵,劃出了下一個時代歧異的路線光譜。

 

2013年台灣農村陣線為了苗栗大埔的土地正義和居住人權站出來。資料來源:台灣農村陣線臉書粉絲專頁

 

 

民進黨因素

 

2014年,社會運動來到高峰,同時也是國民黨結構出現崩盤契機之際,面臨了路線轉折與取捨的問題,許多行動者看見了「參政」的契機:在自認為理想及目標不會改變的情形下,對於社運人士來說,無論是組織第三勢力或者加入民進黨,都是一個非常誘人的提案。

台灣農村陣線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作為「水平連結、自願自決」的組織,農陣跟勞運的工委會不同,是非常鬆散的團體,組織核心的秘書處,也只負責行政事項,凡連署及行動,都要在群組內透過非正式討論來確定。在這樣的組織底下,個人選擇用何種身份參與社運,成員都是不會干涉的。農陣內部也有鬆散的共識,並不會反對個別成員參政。

但是在2016年,農陣核心人物接連進入執政核心,例如詹順貴受邀擔任環保署副署長、蔡培慧以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身份進入國會、曾旭正曾任賴清德的台南市副市長,繼而擔任國發會副主委等等。這些成員都是過去農陣組織的要角,特別是蔡培慧,更是兼具思想、組織及領導能力的核心幹部。雖然在她要入黨參政之前,有徵詢過其他成員的意見,大多數的成員也表示理解、祝福,但是仍有部分成員對社運前景並不樂觀。

 

的確在少了蔡培慧之後,農陣在組織上就相對缺乏能量,難以相同規模的倡議及動員。在歷經秘書處解散等漫長內部討論之後,於2017年6月,在網路上發表「組織重整」的聲明,坦承遇到瓶頸,目前暫以低度運作的方式重整,期待之後曾持續為農業相關議題發聲。

 

由此可見,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許多社運成員遇到的古典難題:改革需要相應的政治權力,與政黨結合,是個有效率的路線;但結合後,卻又會讓組織的獨立性產生負面影響。這不僅是農陣會出現的問題,許多參與社運的個人,特別是與在野時期的民進黨合作過的青年,也都有類似的掙扎。

 

第三勢力與NGO

 

要跳脫這個難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選擇非執政黨也非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在三一八退場之後,以黃國昌、陳為廷、林飛帆三人為核心的成員組織成「島國前進」,以補正《公投法》為訴求進行倡議。同年九月,籌備半年以上的「公民組合」正式開會,預計參加2016的國會選舉,但因為諸多人為因素,例如黃國昌在策略上與范雲出現歧異,所以公民組合最後沒有整合成功,分成時代力量與綠社盟兩個團體,分別提名不分區立委。

 

回顧公民組合一開始的發起名單,大多是社會運動領域的要角,可以看出「參政」其實在社運場中是一個重要的選項,只是與誰結盟、如何奪權的問題而已。其實就連左翼運動,也在這樣的思考中徘徊。

 

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在民進黨於2018年再度修正《勞基法》之後,同年4月,數個勞工團體組成「左翼聯盟」,他們認為民進黨過於右傾,而綠黨及時代力量基本上不算是真正的左翼政黨,因此希望各勞工團體一起合作,參加年底大選。特別的是,發起人幾乎都是資深工運參與者,是在人民民主陣線與勞動黨之外,以選舉路線為號召的左翼團體。

 

全面執政的民進黨立場趨於保守,導致第三勢力政治機會的出現,代表目前社運團體或個別參與者,並不會固守於陣地戰,他們為了實踐理想,是可以有許多戰略戰術的取捨考量。但也相對導致社運組織的重整,動員能量與2014年相比,有不小的落差。

 

一般的NGO社團則相對穩定很多,因為有穩定的募款機制及組織分工,所以就算參與者離職,NGO也能找到新的人材補上。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及台灣人權促進會等等社運團體,就持續扮演監督政府的重要角色。但這兩年來,NGO仍然面對到人材流失、公民參與熱度不足的現象。

 

組織文化的世代更新是關鍵

 

近年社運團體與民進黨政府最大的衝突點,就是2018立法院黨團強勢通過的《勞基法》修正案,將七休一的勞動條件再度放寬。不僅勞工團體非常不滿,連一般社會大眾都感覺民進黨明顯傾向資方。而在階級矛盾之外,青年世代也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度大幅降低,因為青年普遍低薪、高工時的現象,形成「青貧世代」,相對佔據政經高地的中小企業主及民進黨高層,幾乎可說是世代之間的衝突。

 

雖然社會運動的熱度降低狀況下,無法形成大規模的動員。但事實上公民接受資訊的方式,以及動員網路不斷在改變,社會運動有可能形成更有彈性、更出來意料的形式。例如2017年聖誕節前夕,因立法院強行修正《勞基法》,抗議者原先在立法院外與警方對峙,但在傳統勞團動員的群眾解散之後,還在立法院前的抗議者轉入無組織、無規劃的「大逃殺」行動。或者在修法前後出現的街頭文化干擾:噴漆及貼貼紙等等微型抗爭。再例如政府高層無論如何宣傳修法的必要性,青年的文化操作就是一律以「講幹話」,解構官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新世代零碎與無組織的行動邏輯,這不但是傳統民調政治無法明確掌握的,也是過去社會運動組織無法觸及的部分。這種分散與原子化的,形成集體倦怠的「厭世文化」,青年在文化上反抗上一世代家父長提供的教條準則,以看似消極,卻真誠面對現實衝突的態度,來回應保守的政治氛圍(我們就是廢柴,不打算回應長輩的期待),增加了社運未來的不確定性及顛覆性。

 

因此,無論是政黨或是傳統社運本身,都必須理解基於媒介的改變,組織動員的形式也會隨之變化。台灣的社會運動「趨勢」,從民進黨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之後,就面臨了「重整」及「更新」的時期。就像一款軟體需要進行更新(update),以支援下一個世代的「使用者體驗」,不僅操作介面的邏輯轉變,甚至連舊的硬體都必須配合升級。組織如何不斷透過世代之間的對話,適應新的媒介環境,就成為了未來社會運動參與者必要思考的問題。

 

註1: 關廠工人運動從90年代就開始,至2012年,因勞委會起訴尚未繳還貸款的關廠工人,引發了新一波的抗爭,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甚至於2013年2月發動臥軌抗爭,同年9月與其他社運團體組成「929社運連線」,至台中國民黨全代會抗議,是2000年後少見的社運匯流行動。

註2:工運組織近年受挫較大的事件,意外地是因為性平事件造成的。輔大的性侵害事件,民陣的領導人物夏林清在處理過程中,受到極大的批評,也相對傷害到許多民陣成員。而不久之後爆發桃產總部分幹部的性平爭議,也讓桃產總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這兩件事的效應,似乎也讓工運出現更新的契機。

 

作者為台大台文所博士生,曾參加台灣農村陣線活動,現於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服務。

Please reload

相 關 文 章

Please reload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Black Facebook Icon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